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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造就了健康的环境（第1页）

他造就了健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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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共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共产党员作家、翻译家王实味，延安出版的一部分马列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野百合花》等杂文获罪，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

、“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开除中共党籍，被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下令逮捕，不久被杀——这一冤案，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91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这一事件当时也波及到了重庆。

当时中共中央发起的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因此在重庆的中共报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也就陆续刊登了范文澜、艾青、潘梓年等批判王实味的文章。

这在重庆引起不小的震动。

国民党方面自然趁机攻击中共；而文化界人士则对中共如此批判一个文化人大不理解，感到疑虑、困惑。

这时，《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华日报》专门反映各界朋友呼声的《友声》专栏，在12月10日（即王实味在延安被捕前后）发表了《一个党外人士的话》，署名苏德邻。

文章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

作者没有依照其他批判文章的调子将王实味称作“托匪”

“奸细”

“特务”

，而说王实味是一个文化人，文章说，“有些文人，尤其是没有受过磨炼的文人，都不免有一种坏习气，就是喜欢意气用事，凭着个人的主观判断事物，自命不凡，说话往往夸大得没有分寸，有时甚至近于说谎造谣。”

把已经被定性为“托派奸细”

、“特务探子”

的王实味，轻描淡写地（现在来看应该说是颇有分寸地）说成只是由于文人的坏习气而自命不凡、说话没有分寸，并且还进一步说：“我个人觉得，所谓‘野百合花事件’实在不值得那样宣传，宣传的效果未必是正的，也很可能是反的……”

显然这是与此前中共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极不协调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王实味时，着重批判了他的《野百合花》等“揭露阴暗面”

的文章是对延安现实的歪曲、诽谤，而苏德邻的这篇文章却特别说到，延安的工作上不会没有缺点，延安的人既在整风，就表明要努力改正缺点，“我们只希望他们自我检讨做得更加彻底，更加坦白，完全不怕暴露出自己或大或小的疮口。

越能这样的人才越是康强有为的人。

假如有了疮口而只用一张膏药贴起来，或者指着别人的疮口以为藉口，说自己的疮口是应当的，那就要令人叹气了。”

这已经近乎于为王实味帮腔了。

这样一篇小小的文章，当然是不会对王实味案起到什么作用的。

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为什么能够刊登这样的反映“逆耳之言”

的“友声”

（而且事后并未对此进行批判、“消毒”

）？这是耐人寻味的。

侯外庐回忆往事时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这件事作一个小小的注释：

“重庆时期，就拿史学来说，同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彼此的学术观点可能大相径庭，对具体疑难问题的歧见，更是俯拾皆是。

甚至文人中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相轻陋习，不利团结的闲言碎语……也都存在着。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

“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