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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第1页）

外国记者成为“周公馆”

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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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1日，中国农历的春节刚过五天，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沿着遍地泥泞的小巷来到重庆城西北角那幢有名的“周公馆”

——曾家岩50号，在这个他认为“古老而又破旧不堪的大院子里”

，周恩来与他耐心交谈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美国人就是后来有名的《时代》杂志记者（后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副会长）西奥多·怀特（中名白修德）。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皖南事变”

之后，为防止国民党突然袭击，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紧急部署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批撤退、转移。

这一天，正是叶剑英即将带领一批南方局工作人员撤回延安的前夕，周恩来忙着将南方局部分干部（300多人）名单交给叶剑英带去延安，并写了一封给中央书记处的信，对名单和办事处及《新华日报》人员疏散方案作了说明。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他还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接待一个当时尚不著名的年轻的外国记者，可见他对这种接待的重视。

当时在重庆的外国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活跃的外国记者，1943年初夏还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周恩来十分注意同他们的友好来往。

在他于1940年12月24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谈道：

“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

他提议充分重视对这些记者的联络利用。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这一电报的精神，在第二天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提出对英美记者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应当把他们当作外交代表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主要是在重庆，由周恩来和南方局进行的。

当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就留有这样一则日记，记载他们到达重庆后：

“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

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

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

当年曾在曾家岩“周公馆”

担任过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祝华在《忆周公馆》一文中回忆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情景时说：

“这种招待会总是座无虚席，小会客室只能坐二十来人，但来人却有好几十。

一部分人只得站着，有的甚至站在门外。

会上周恩来同志亲自介绍国共谈判和前方军事摩擦情况，并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英语极好，有时翻译欠准确时，他便及时加以纠正。”

据王安娜回忆，在得知“皖南事变”

消息后的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把王炳南和她叫去布置对外宣传工作，周恩来特地对王安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