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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二人分道扬镳（第1页）

兄弟二人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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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特务们在到处寻找牛大鸣的时候，牛大鸣已经独自冒着风险，穿越重重关卡，辗转到达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代表四川临时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三个月来四川的经济情况和党领导的各种群众斗争的详细报告。

一个多月后，牛大鸣返回重庆，投入到贯彻“立三路线”

的紧张工作之中。

不久，他被领导全省大暴动的中共四川省行委派往川东梁山（今梁平）领导农民起义。

这个24岁的青年，毫无作战经验，却受命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前敌委员会书记，凭着满腔青春的热情，一心要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

的宏伟目标。

8月里，这支缺乏训练、人员芜杂的起义军终于溃败，总指挥李光华、大队长李次华等被俘遇难。

牛大鸣满怀悲愤，精疲力竭，回到重庆。

他万万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一个晴天霹雳：弟弟牛正坤公开登报自首了！

牛正坤是牛大鸣一手引上革命道路的。

但是，在思想境界上，两兄弟却有很大的不同。

牛大鸣投身革命，是出于对革命的信仰。

为了革命，他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而牛正坤参加革命，则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生活，使自己不再受苦。

若是革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使自己受更多的苦，他当然不会再干这个革命了。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牛正坤在家中是幺儿，虽然家境贫寒，从小仍为父母娇宠，因此不如他哥哥能吃苦。

刚参加革命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牛正坤也还比较积极，在1926年4月共青团重庆地委给团中央关于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报告中，谈到有三个在重庆总商会国民党右派集会地点外面讲演的共青团员被右派流氓打成重伤，其中就有牛正坤的名字，那时他才15岁。

17岁时他又因地下工作而坐牢，黑牢中的一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提到监牢，他就会不寒而栗。

出狱后，他就再也不愿重新参加艰苦的地下革命斗争了。

当年共产党人从事地下工作之苦，如今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这里不妨引证几段亲历者的记叙。

在1930年时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秘书长和中共四川省行委青年部长的梁佐华回忆当时的艰苦情景是：

每月生活费，每人一律五元，包括个人一切生活费用，没有任何补贴。

地下机关同志，没有社会职业，没有工资，只有极少生活费。

从省委书记到交通员，一律都是五元（银元，换成小铜板），包括伙食、零用在内。

当时，重庆的中学生伙食费每月三元左右，小学教员工资每月十五到二十元。

即是说，我们的省委书记的生活费，只有小学教员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实在艰苦得很。

没有医药费，有人买一盒万金油（今清凉油）互相传用，（团省委）组织部长余国桢患皮肤病，只得以石灰涂抹，用冷水冲洗。

那时我们都年轻，生病只有硬挺……

当时，重庆尚无公共汽车，市内交通工具，只有过街轿子、滑竿、黄包车，我们没有钱，坐不起，只靠走路。

这时也没有电话，每天出去活动，无论城内城外，都是步行，每天走路，占了很多时间。

无论烈日炎炎，寒冬腊月，脚上冻疮出血，也要出去开会，联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