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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伦敦（第4页）

。

凯西发现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

米高梅电影公司制片人的儿子是多诺万的朋友，最终因为酗酒和游手好闲而被送回了美国。

凯西还与布鲁斯队伍中几乎不可能建立关系的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如年轻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他担任欧洲政治研究分析师。

施莱辛格后来写道，凯西“慢吞吞地喃喃而语”

下隐藏着“钢铁般的毅力”

。

两个人都意识到了成为终生至交的讽刺意味。

后来，支持保守派的凯西很鄙视施莱辛格所效力的约翰·F.肯尼迪政府。

在找到一间合适的公寓之前，凯西先得在一家昂贵的旅馆住下（每天20美元，含早餐，一碗凉粥和肉肠）。

1940年的时候，很多富有的伦敦人已经腾出了许多设施完善的公寓，凯西找到了一处曾属于某个麦克马洪女士的豪宅。

他与另一名军官合租，直到被强制退租。

他的第二个公寓可以住七个房客，在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奥尔福德街，他与其他三名军官合租，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是个邋遢的室友。

尽管他设法在海军俱乐部申请了会员卡，但他无法靠战略情报局每日给他的酬金来挥霍度日，因为伦敦市场上每样东西都非常昂贵。

1940年，大多数英国高级公务员通常会工作12小时，并在办公室支起行军床，因为回家太浪费时间。

英国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更是忙碌，凯西很快发现他们无法容忍愚蠢的人，尤其是他们认为幼稚的美国人。

令布鲁斯恼怒的是，美国高级司令部早些时候也认为战略情报局伦敦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平民聚集地，拒绝挑战英国对欧洲间谍行动的垄断。

经过一年与军情六处秘密行动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的讨价还价，1943年夏，多诺万终于设法缓解了他们对从英国飞往欧洲被占领国的航班服务的严密管控，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可以搭乘部分航班。

他还与前国际银行家、现英国特别行动处处长查尔斯·汉布罗达成协议，为每家情报机构的突击队和破坏者在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即便如此，凯西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英国老哥试图阻挠战略情报局的行动。

比如丹西就曾抱怨多诺万派遣了“许多可疑人物”

到伦敦执行进入欧洲大陆的任务。

在初来乍到的几个月中，凯西看到英国的秘密行动的确高明，令布鲁斯望尘莫及，但美国这些初级伙伴们正在迎头赶上。

凯西还意识到布鲁斯的魅力是克服英国对美国冷漠和敌意的关键。

他决定不强求他的新老板按多林的要求在伦敦设秘书处。

如果凯西想融入其中，硬将这个部门置入布鲁斯的咽喉之地会适得其反。

因此，在最初的一个半月，他不停地在站点晃悠，学习其运行机制，同时平息人们对他毫无用处的抱怨。

和他一起在伦敦工作的休·蒙哥马利回忆道：“他根本坐不住。”

凯西最终决定，如果布鲁斯不任命他为秘书处的负责人，他会使自己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

他发挥自己的写作天分，起草布鲁斯发给多诺万的信函和发给艾森豪威尔的行动计划。

他为站点构思了长远的情报计划，制定英美联合战地演习计划，为布鲁斯解决“疑难杂症”

，还设立了汇入站点的海量电报的备忘录和报告的登记系统以便合适的人查阅。

布鲁斯原本有一个由他的高级顾问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凯西慢慢地进入了这个委员会。

由此，他几乎可以涉猎伦敦的每次行动——从向陆军部队分配战略情报局报告的建议，到协调战地上的战略情报局突击队接收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再到随时向布鲁斯汇报杰德堡计划的进展。

凯西实际上成为了布鲁斯人才库的唯一主将，处理各种杂活，如设计员工保险政策来满足《纽约时报》编辑对战略情报局的工作方式的提问。

这个热心的中尉还抽时间来编辑利奥·彻恩的美国研究院在华盛顿出版的一本参考书。

到1944年2月，凯西被工作淹没，他觉得“非常有趣”

，他在信中对索菲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