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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哗变者（第1页）

第十四章　哗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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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在跟杜勒斯初次接触后，吉泽菲乌斯开始了他在瑞士的真正使命。

这个阿勃维尔特工开始与战略情报局官员讨论德国反抗运动的主题。

“他强调了鼓励纳粹领导人的重要性，如果纳粹领导人除掉希特勒，就有可能与联合国进行持久的和平谈判”

，杜勒斯在1月13日电报华盛顿时讲述了他们的谈话。

“蒂尼”

认为这种替代选择令人担忧：希特勒可能会与苏联达成协议，并“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

。

吉泽菲乌斯柏林的朋友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冒生命危险”

，除非抵抗运动有“希望”

成功推翻独裁者，结束战争。

在吉泽菲乌斯之后，其他反对派密使也纷至沓来游说杜勒斯。

盖沃尼兹介绍了亚当·冯·特罗特·苏索兹给他认识，此人是德国的外交官员，三十五六岁，一直在中立国家走动争取支持。

苏索兹对杜勒斯说，西方很有必要分清楚：纳粹是敌人，而德国人很可能成为盟友。

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德国的反抗运动感觉受到了怠慢。

荷兰神学家威廉·阿道夫·维塞特·霍夫特在日内瓦有一处公寓，是前来瑞士的德国持不同政见者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有一次，霍夫特来到绅士街23号，警告说西方的冷漠正在促使“反对派有一种强烈向东方靠拢”

并与苏联结盟的倾向。

杜勒斯仍然持怀疑态度，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说：“我本人也很怀疑这个运动是否认真地组织起来。”

但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远比杜勒斯意识到的深入。

1943年，随着德国战事的恶化，反对派面临了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但这将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运动。

要想组织一场反对希特勒的大众起义根本不可能。

1933年纳粹上台后，几乎摧毁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成员和右翼分子中的所有反对派，剩下七零八落的组织也转入了地下活动，只有天主教和新教中的反对派依然比较强硬。

从1934年到1938年间，在政府部门、商业界、教育界、神职人员、艺术界和军队中的志同道合的德国人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小型的、秘密的、零散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被称为“圈子”

。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克莱稍集团，该团体由公务员、专业人士、劳工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军官组成，他们在团体领导人的西里西亚乡间庄园里碰面。

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格拉夫·冯·莫尔特克伯爵。

他受过良好教育，是一名国际律师，出身于德国一个最有名望的军人家庭。

政变最终的希望还要靠希特勒的军官团。

但仅靠有这种倾向的军官并不能率领他们手下的士兵一起发动政变——那些普通士兵对元首忠贞不渝。

这个暴君还用现金奖励和奢华的豪宅等贿赂手段巧妙地赢得了高级指挥官的忠诚。

此外，德国军官从文化角度上跟许多军人一样讨厌兵变，他们还亲自对阿道夫·希特勒二次盟誓，并且同样憎恨违反誓言。

不过，德国所有的重要将领都不想发动战争——多数在1938年就认为：战争要么不可能，要么不能赢。

到1939年，希特勒的战争意图明朗化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悄悄讨论如何夺取政权。

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小集团，彼此交谈时使用暗语。

这些“密谋者”

包括退役的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1938年，他无声抵抗，宣布辞职，成为策反者的领袖；冷若冰霜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他跷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在膝盖上铺上一块手帕，以免弄皱裤子上的红色条纹，后来他接替贝克任参谋长；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汉斯·奥斯特将军，纳粹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副主任和威廉·卡纳里斯的心腹，每次私下谈话中都称希特勒“那头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