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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披露了“混沌行动”

，以及中情局对数以千计的美国公民的邮件拦截和监控，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理查德·尼克松引咎辞职后，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在一次私人午餐中，他脱口对《纽约时报》的编辑说，中情局曾密谋暗杀事件，对政治风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特任命他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蓝丝带总统委员会”

主席，负责调查公众所担心的这个机构是否是个流氓机构。

国会也不再满足于让“家丑”

高高挂起在兰利的架子上了。

调查委员会由两名民主党人主持，一位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另一位是纽约众议员奥蒂斯·帕克，他们要求科尔比交出报告及其他文件，并为调查委员会作证。

科尔比愿意配合，他希望通过说服委员会同意安全规则来引开他们的请求，让中情局的重要秘密不至于流入国会山。

数月以来，科尔比日夜操劳。

白天在国会上作证，晚上打理中情局。

对于像暗杀等敏感的话题，他耐心地向委员会解释，中情局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在被拉到证人席之前，他去拜访了一个杰德堡老战友兼古典学者伯纳德·诺克斯，去试探他对自己的看法。

白宫认为他们的中情局局长已经失控，兰利的老朋友们依然对赫尔姆斯效忠，并对科尔比让国会插手他们认为有关总统的情报的行为怒不可遏。

赫尔姆斯认为，科尔比的合作与见证是背叛中情局以及美国的行为。

一天，芭芭拉接到电话，一位殡仪人员告诉她，一个身份不明者打电话通知他，科尔比不日归天，她的家人可能需要殡仪馆的服务。

科尔比很强势，而且在欧洲的战斗之旅让他内心无比强大，有勇气和决心不在任何人面前退缩。

但私下里，这种诽谤，尤其是中情局同事的中伤，深深刺痛了他。

关于他为什么面对国会可以如此坦率的依据不胜枚举。

批评者指责他是一个随性的童子军，一个在忏悔室被误导的耶稣会信徒。

有些战略情报局老兵将之追溯到在“二战”

期间，作为一个准军事突击队员，他已经被训练得适应了嘈杂的行动。

科尔比从来不会像赫尔姆斯一样，做个对秘密守口如瓶的情报搜集者。

科尔比总是在上衣胸前口袋里塞上一本袖珍《宪法》，在其回忆录中表达更崇高的动机。

他认为，中情局是民主体制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需要制约与平衡。

他的职责是向公众——那些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

中经历创伤的人，通过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透露一些秘密，说明设立情报机构仍有其价值。

然而，科尔比让家丑外扬的真正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法律上的息事宁人，他对作为律师的儿子保罗坦白说。

作为一名律师，科尔比知道，如果在一个反托拉斯案件中，他不做出真诚的努力去遵守法庭秩序，一个愤怒的法官就会收去客户办公室的一切。

在这场“僵局”

中，法官就是国会。

科尔比有必要说服这个机构，通过真诚的努力，出示委员会在他们的发现中所需要的东西。

自始至终，他都试图用适当的文字来上交材料，以便让中情局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反之，如果他不再对行政特权毕恭毕敬，国会将通过一系列的法庭传票，用车拉走所有的秘密。

他思量着，赫尔姆斯永远搞不懂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