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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伯伯（第2页）

前业余作者相对集中的重钢、嘉陵厂，见到了鄢光宗、彭明羹、付相干、兰艰、采风、杜夫等一大批业余作者，对于我的到来，他们都很感动，觉得经过十年浩劫，文联还没有忘记他们，但其中一些作者，因在“**”

中受过批判，对文学创作心存疑虑，有的创作已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在作品多次不被《红岩》采用之后，心里便有了怨言，在文联召开的创作会议上，大声疾呼：“《星星》（在成都办的刊物）太远，《红岩》太高。”

意为《红岩》对作品要求很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红岩》自复刊之后，定位于“立足重庆，背靠西南，面向全国”

，瞄准的是全国一流作品，把本土作家也放在了全国平台上。

《红岩》举办的第一次笔会，邀请的都是全国一流作家，我记得有陆文夫、高晓声、周克芹、苏叔阳、叶文苓、李晴、冯苓植、克非、黄化石等一批当时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

当时《红岩》的经费十分拮据，每年的财政补贴才三万元，为了节省开支，编辑部陪同人员乘船只能坐四等舱，王觉也和大家一样，到了宜昌，不敢住高级宾馆，就睡在火车站旅馆的过道上。

直到第二天，碰到了后来成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鄢国培，他见王觉这样的级别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于心不忍，才把他接走。

以后我多次和他一道出差，本来按他的级别，乘火车可以坐软卧，但每次他都坚持和我们一道坐硬卧，他说这样不仅节约钱，并且大家在一起聊天，探讨一些工作，也不让时间白费。

实际上，我感觉他并非刻意这样做，他在骨子里就是一个追求平等的人，他不愿意比别人特殊。

王觉不仅对自己十分苛刻，他也不因讨好上级领导而慷国家之慨，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就叫文联的食堂备了一桌简单的饭菜。

还有接待原《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罗逊，也只在一家大排档随便点了几个菜，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编辑部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一共才花了28元，连我们都觉得寒碜，但他似乎不太在意什么礼遇，正如他到外地组稿，有的作者约他到公园的露天茶馆见面，他也欣然前去，喝完茶，谈完事，随便吃碗小面，也算接受了款待。

想到现在一些单位的高规格，深深感到王觉的清廉。

王觉对文学青年的关心和培养，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只要在来稿中发现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即使稿子还没有达到发表标准，他也一定要邀请到文联或他家里长谈。

我还记得周克芹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经过，那时周克芹还是四川简阳一个普通农民，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内江地区的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发表了前五章，王觉看到后，认为写得不错，立即带上编辑部的几位编辑赶往内江，在通读了全文后，在内江当即拍板，全文发表，并邀请周克芹到重庆修改。

这期刊物出版后，王觉又给沙汀写了一封推荐信，当时沙汀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看后也认为写得不错，又给周扬去信，正好周扬也得到老作家殷白的推荐，最后形成了中国文坛的两位泰斗互相通信，对这部作品高度赞扬，并发表在《文艺报》上，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能够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并排在榜首，似乎早就成了定局，而王觉和殷白的推荐，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重庆及西南地区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许多都得到过王觉的关心和帮助，如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当时落户贵州，他早期的作品多发表在《红岩》；著名影视导演王冀邢（执导过电影《焦裕禄》、电视剧《黑冰》）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发表在《红岩》上；而四川一大批青年作家，如成都的贺星寒、林文洵、王成功，南充的魏继新，达县的雁宁、谭力，重庆的徐军、曾宪国、石厥仁，无不成了《红岩》的朋友，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见到王觉，便亲热地喊：“觉伯伯！”

徐军后来去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工作，她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听我说王觉已经过世，她的眼泪霎时涌了出来。

我知道王觉一直很喜欢徐军，经常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后来她的一篇小说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王觉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怕徐军经受不住这种批判从此息笔。

他知道我和徐军关系很好，便要我去安慰徐军，当徐军知道我的来意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倔强的姑娘哭了。

正因为《红岩》团结了一批作家，因此《红岩》在复刊之初，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我至今还记得复刊第一期在解放碑新华书店售书的盛况。

第一期发排之后，究竟印多少册，大家心中都无数，如果按照“**”

前的刊物发行量，无非就是几千册，而经过十年浩劫之后，人们对文化的渴求空前**，王觉大胆地提出印6万册，大家心里不免捏了一把汗。

发售那一天，编辑部几乎是倾巢出动，早早地来到解放碑，看见新华书店的门口已排起了长龙，从民权路延伸到中华路，我见王觉笑得合不拢嘴，赶紧叫美编凌承纬用相机拍下这珍贵的镜头。

首印的6万册还没有出重庆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再加印12万册，还供不应求，因此第二期发排，一次就印了22万册，这是《红岩》的鼎盛时期，王觉和当时的老编辑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使《红岩》当时和《收获》《当代》《十月》齐名，被全国文艺界誉称“四大名旦”

。

1981年市文代会召开之后，各文艺家协会相继成立，虽然协会是成立了，但却没有人员编制，那时文联也没有配备秘书，王觉不仅经常要参加各协会组织的作品研讨会和演出活动，同时许多文件的起草，他也不得不亲自动笔，有时我处理稿件晚了，路过他的办公室，还能看见他佝偻着身躯，伏案写作。

即使这样，王觉对《红岩》还是情有独钟，凡是编辑部组织的笔会，他一定会参加，我印象最深的是川维厂那次笔会。

由于当时文联的经费很紧，他通过自己的朋友关系，由川维厂免费提供食宿，编辑部集中了四川和重庆20多名作者在川维厂外宾招待所里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