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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第2页）

和“人性”

的两把大尺子所能一劳永逸地划定。

因此，如果说国旗方案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了将五颗星放在红旗一角，但这种方案未必能让一个咬着指头的孩子满意；如果说评审委员们还一致同意将国旗选定为红色，但这种选择未必能让一个犹太教或者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觉得满意。

而这些不满，既不是“人性”

失效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性”

失效的结果。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有同嗜”

的还是“无同嗜”

的，完全取决于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来进行比照。

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适品格的色彩，看似最为超然、抽象、纯质、物质化的色彩，作为相对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彻底的形式，一旦进入某种比照，也会有特殊的义涵和功能显现出来。

比如红色既可以用来制作革命的红旗，成为“无产阶级的色彩”

（红色1）；也可以用来制作高官的红顶、教长的赤袍、财阀的朱门以及美妇的绛唇，以热烈和艳丽的义涵，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共同接受（红色2）；但一旦出现在交通灯上，就暗示着紧张和危险（红色3）；一旦进入医院，它就成为一个禁用的意义符号，意味着激动和亢奋，将对病人形成情绪和心理侵害（红色4）。

医院里的背景色调总是采用浅蓝色或者浅绿色，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在医院里，深深隐藏在红色中的另一种义涵内容浮现了。

它可能是前人面对火焰和鲜血的经验，沉积了以火烹食、以火驱兽以及战场上血流成河等等原始记忆，不再是没有内容或者没有义涵的东西。

它使病人们感到本能的不安，证明了它即便可以超阶级、超民族、超宗教，但还无法“超生理”

——如果我们约定病弱者健康者这一个新的分类尺度。

循着这一思路类推，绿色、蓝色、黄色、白色、黑色等其它颜色也不是没有内容和义涵的，它们可能分别来自前人面对森林和草原的经验，面对大海和天空的经验，面对五谷和土地的经验，面对冰雪和流云的经验，面对暗夜和钢铁的经验……它们无不藏蓄生命过程中的福乐和灾祸，无不悄悄演化成一种心理基因。

只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其它经验无限覆盖之下，在文化建构和文化瓦解的复杂过程中，它们已经在色彩里沉睡，如果不是处于特定情境——比如处于一所医院，就不再苏醒过来。

义涵就是沉睡的过去，总是在色彩（红色N）里多重性地隐匿，等待着具体情境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