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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年代（第2页）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也许出于眼界的局限，也许出于行业利益的需要，重知轻行的根本性积弊难除。

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还是有的，但更多的情况下，经济学教授没有当过工人也没当过商人，新闻学教授没有做过采访也没有做过编辑，伦理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个道德楷模，拍马屁讲假话可能很不伦理。

这就像自然科学的结论不是从大量试验中产生，或是在大量失败的试验中产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这些照本宣科是认真的知识传播，但知识从来都是特定实践经验的产物，倘若没有与学生们的实践经验碰上，就不会被激活，学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纸上谈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严格意义下的知识。

因此，所谓学习是一个把他人的知识重新激活的过程，是每一项知识都须从头开始生长的过程，没法直接照搬，无由抵减实践，而且读书越多就越需要实践的跟进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识的负担倒越重。

同样可惜的是，在当今很多教育机构那里，“实践”

一词变得有些暧昧了，似乎意味着下等人的劳作，是学子们额外的公益性奉献，在很多人看来只是道德的义务而不是专业求知的必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资格的考察只有关学历，而无关专业操作的资历；论文索引只罗列有关文献，而无须标注作者的生活实践背景。

教育日益变得以文凭为中心，而文凭总是预订就业机会，是进入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高价直通车票，使所有无关应试的活动都越来越受到忽略和挤压。

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只是指书本知识的爆炸。

时间太不够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扩展，就业期从十多岁推迟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有的人从挂着鼻涕进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都淹没在书海里，鲜有机会走出校门。

如果是当教授，则整辈子不出校门。

即便有一点假日旅游，也远远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语言转换成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

的说法，关于“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

以及“学工、学农、学军”

的一系列说法（见毛泽东1964至于968年有关谈话和批语），不幸已被人们淡忘。

随着重建等级制成为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的往事，已成为人们争相诅咒和忘却的一场噩梦——尽管在某些外国人那里还余韵残存——他们或是身处西方发达国家，对高价身份直通车的积弊有切肤之痛；或是身处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本无法搭上高价身份直通车。

其实，改造教育的理想并非始于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还有“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王阳明语）”

等，一直是中国先人的古训；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

、“到民间去”

、“教学做合一”

、“穷苦和学问是好友”

等（见《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论》等），至少也倡导在毛泽东之前。

但毛泽东以国家最高权力发动教育革命，导演了世界知识史上风云壮阔的一幕，同时也不幸与领袖和人民的双重神化纠缠在一起，与革命的强迫化、简单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纠缠在一起，代价过于昂贵，很多方面乱得不可收拾。

这使任何相关讨论都变得敏感而棘手。

这里的问题是，真知与谬见的混杂正是历史中的常态，我们无由对此束手无策。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文革”

中的极端政策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结束于言语的冲撞和理念的消长，从最根本上说，是结束于知识群体主流对国情现实真切的感受，对底层人民大众大规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毛泽东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说获得了成果，那么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视症，矛头首先直指“文革”

的人权灾难，从而剥弃了教育革命污秽的外壳。

一个人用一只手打败了自己的另一只手，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在胜利中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