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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台湾版序（第3页）

因为在今天，新闻援引其他的新闻，理论派生其他的理论，谣言演绎更多的谣言，意见繁衍更多的意见，都离不开“纸上学舌”

，这是当代文明里，信息传播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基本和必要的前提。

甚至还会有人批评说，这种看法一点不新鲜，不过是传统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老调重弹罢了。

但是我希望读者注意韩少功在《暗示》中反复进行的一个异常固执的追问：如果人和社会都须臾不能离开语言，那么在言说之外又发生了什么？如果人要靠语言才能交流，才能认识世界，那么在言说之外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交流？在言说之外人有没有认识活动？以这个追问作线索来阅读这书里种种议论和故事，我相信读者即使不完全同意书中贯彻的思想，但也决不会认为作家对“纸上学舌”

的质疑和忧虑是荒唐，或是老调重弹。

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社会也变成了“信息社会”

（或者叫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人的认识活动有什么特点？发生了什么变化？由这样的认识活动所决定的现代知识又对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增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吗？有益于减缓和消除人对人的压迫吗？尤其是，对认识和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种种巨大危险，如伴随大规模屠杀的战争、全球范围的穷富分化、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的破坏，当代人文领域的知识发展在总体上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正困扰着当代的思想家和知识人，二十世纪以来很多新的知识探索和理论发展，也在都试图直接或间接对它们做出回答，并且对当代知识的状况做出评估。

例如福柯的话语实践的理论，鲍德里亚对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省和试图建立新的哲学范式的努力，都应该说与此有关。

现在，韩少功以《暗示》的写作加入了这个讨论，而且切入的角度非常特殊：全书的一个基本理论兴趣是讨论“具象符号”

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以语言符号为主要媒介的言说活动之外，还存在着以具象符号为媒介的认识活动，书中的很多故事、旅行随笔、抒情散文可以说都是对这种认识活动的描述、分析和讨论。

只不过，作家的这些思考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相反，恰恰是对当代理论认识活动追求纯粹性倾向的质疑，并由此对当代知识的这种状况提出尖锐的批判。

在《暗示》里，这批判主要集中于现代的知识发展越来越疏离、漠视具象符号对认识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依赖语言特别是文字符号这一现象（近半个世纪视觉文化的发达，似乎对此是个反证，但如果考虑到鲍德里亚有关simulacra的论述，实际上现代视觉文化更加剧了此种疏离），反复指出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大量理论、学说都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实际问题的七宝楼台，无论多么瑰丽光明，实际上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大脑到大脑的合法旅行。

在韩少功看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

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集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

这些灾难如果从来不可能彻底根除，至少不应该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失控，不应在一种知识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

说当代的知识发展有如飞机在航行中“失控”

，这自然是个比喻，但却反映了作家对此忧虑之深，《暗示》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失控”

的严重的警告。

只不过，由于当世的知识精英们，或者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熟视无睹，甚至把这危机看作在知识名利场上投机的机会，得意洋洋地大变名利魔术，或者由于沉溺于语言的抽象所带来的快感，把危机的讨论当作测试智商的一场比赛，高论迭出却都脚不沾地，这警告里还夹杂着冷冷的激愤和嘲讽——像一声声音量不高却清晰异常的冷笑，我相信它们会是使很多敏感的读者感到不安，或者不快。

那么，为什么既然韩少功对理论问题有这样浓厚的兴趣，其关心和分析的问题又是涉及符号学这样前沿的理论讨论，作家不直接把自己的思考写成学术或理论文章呢？为什么非要采取“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

这样别扭的办法呢?一个现成的解释就是，韩少功毕竟是个作家，而不是理论家。

但是，这至多是一部分原因，因为作家即使不愿意以一个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它也可以把这些想法写成杂文或文章，不一定非要把文学和理论搀和在一块儿。

我以为，要回答这个疑问，读者要特别注意此书的附录一。

这个附录是个人物说明。

《暗示》中有不少人物，其中老木、大头、大川、小雁、鲁少爷几个人还贯穿全书。

从小说眼光看，这些性格鲜明人物本来都可以成为一本正儿八经的小说的主人公，包括书中那几个着墨不多可是活灵活现的次要人物，像绰号“呼保义”

的流氓江哥，迷恋做生意但永远赚不了钱的老党员周家瑞，为了吃不到一顿肉就可以把朋友告密的“良种河马”

陶姓知青，如果作家愿意，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铺排成精彩的短篇小说。

韩少功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当作实现把“理论写成文学”

的文学成分溶于叙事和议论之中，对此，作家虽然在附录一中有如下的自嘲：“这本书中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人物，是因为叙事举证的需要，也是因为作者一时摆脱不了旧的写作习惯，写着写着就跑了野马。”

但是，我以为附录中的如下说明更为重要：“出现人物也许有一定好处，比如能够标记作者思考的具体对象和具体情景，为思考自我设限。”

设限？设什么限？为什么设限？解释并不难：《暗示》的主题既然是批评当代的认识和知识活动由于忽视具象认识、忽视实践而形成严重的知识危机，那么它自己的写作——包括它的批评——就不能仍然走“从书本到书本”

的路线，就得首先自己“确保言说的原生型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

，正是为此，叙述人“我”

以及书中的具有一定小说性的人物不仅保持了写作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述、回忆、抒发、分析、说理虽然也要依赖语言和文字，但却源自活生生的生活实践，而不是立足于别人的写作，别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