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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革命追问01（第1页）

对话革命追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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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面对“中国问题”

韩少功：我从北京来，说要到苏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参加“小说家讲坛”

活动。

可见这个活动已经很有影响，对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以前似乎没有人这么做过。

王尧：也有，但没有这么集中和大规模。

我在讲坛开幕时的致词和后来为“小说家讲坛”

丛书写的序言中都提到，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同时也想冲击一下体制内的文学教育。

韩少功：对作家做一个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引导学生去理解作品，理解这一段文学史，是很有意义的。

据我所知，很多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关注这批作家，但苦于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径和线索，而你们整理的这些演讲与对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渠道，构造了一座很好的桥梁。

你们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

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一步，说实话，有点出乎人们的想像。

王尧：在办讲坛的过程中，我都觉得有些问题还要展开讨论，不仅是创作的问题，也不仅是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

我们在今天，如果还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就不能不面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东西。

坦率说，我是有焦虑的，现在用这个词也许不合时宜。

我觉得，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人文立场，包括困惑。

我知道，你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韩少功：说老实话，能够听到你提出这问题本身就令人高兴。

危机是由很多原因累积而成

王尧：我还是比较赞成王晓明先生的看法，远离当代生活的批评，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想，我们不必把“当代”

的概念仅仅理解为“当下”

。

其实，“当代”

也是各个阶段的延续，而不是中断。

譬如，在“当代”

之中，“文革”

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历史事件。

可能不仅是现在，即使在以后，如何叙述这段历史都是件困难的事。

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文革”

认识的差异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现在对“文革”

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

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

王尧：道德化、简单化地解释当代中国，在一些人那里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