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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左、右两种教条主义

王尧：有一种批评，认为“新左派”

更多地关注国外，是照搬欧美左派的理论，甚至是拿西方后现代的药来治中国前现代的病。

我想你不会没有注意到这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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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贫富分化、生态恶化、消费主义文化……但愿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问题而只是欧美的问题。

不幸的是：它们偏偏是身边的现实。

我不否认“新左派”

里确实也有教条主义，的确也有奇谈怪论。

有一种是豪华“新左派”

，过着很舒适的日子，并不准备真做什么实事，只是得意于自己的道德造型。

他们关心人民是对的，但空谈之下就容易神化人民。

比如鼓吹工人治厂，但很多工人要的是少干活多拿钱的大锅饭，你怎么办？想用公有制普遍地取代私有制，但公共权力的腐败和低效如何避免？这一设计对道德的依赖如何落实？对民众道德滑坡和各种陈腐积习是否有些过于低估？还有一种是骂娘“新左派”

，眼里熊熊燃烧着穷人的怨气和仇恨。

穷人当然有权利怨恨，但建设性的态度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活，是顾全大局，否则革命就会表现出狭隘性、偏执性、暴力性，就会用新的不公代替旧的不公，用新的悲剧代替旧的悲剧。

那样一些恶性循环的改朝换代，并不具有制度革新的意义，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多了。

王尧：要胸怀真诚，要深入实践，要倾听底层的声音，这对于右翼和左翼来说都是同样的要求。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每一种思想都可能走偏。

韩少功：深入实际是一味化解教条的良药。

《天涯》上凡是有分量的文章，都是眼睛向下看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以充分的社会调查为基础。

比方说温铁军、黄平他们在“三农”

问题上的研究，来自几年或十几年的深人调查，有驳不倒的数据和事实。

黄平成年累月在贵州、陕西、四川的农村跑，风尘仆仆像个乡镇干部，有时在机场与老婆见一个面，取几件衣服，才下飞机又上飞机。

王尧：一些学者有“三农”

问题上的研究，其意义不可低估。

韩少功：倒是有些为难他们的文章常常在玩弄抽象概念。

比如说社会主义有平等，资本主义有自由，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说平等高于自由，或者说自由优先平等，这样的概念折腾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能反思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或者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就像我们只能吃下活生生的萝卜，从来不会有人能吃上一个最理想、最标准、最经典的萝卜。

天下有那样的萝卜吗？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和人口大国的改革是没有前例的，别国经验也不能替代中国的经验，人家的药方不一定治得了我们的变异病毒。

中国的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就是变异性的病毒之一，与欧美列出的病毒样本不一样。

王尧：以我在苏州这个地方的经历，我感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对现代化的目标也有所调整，生态、资源问题都在考虑进去。

韩少功：我从飞机上看，江浙这边的水面大多是黑的。

人口这么稠密，GDP挂帅势必会贻害无穷。

这一点连当年的马克思也有所忽视。

他生活在欧洲啊，没感到太多生态环境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