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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革时期的北京人（第1页）

后“文革”

时期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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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

的李新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从下巴以上，他像个强盗。

从脖子到膝盖，他像个刚刚从街坊小馆出来走进伦敦迷雾中的英国人。

但他的膝以下，那里他的军裤配上他的卡其布运动鞋，他看起来像中国人。

他的装束——浅呢软帽、雨衣还有军装——塑造出一个被截成三截又被拼凑在一起的形象。”

这就是奥威尔重新发现的北京人，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哈佛燕京研究所毕业后，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

他第一次到大陆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许多事情。

中苏关系之间的裂隙和对美国最近在东南亚的战争的回忆加深了中国传统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对外来者的不信任。

虽然他为了和平与友好而风餐露宿，但奥威尔感觉他就像在“野蛮安排”

的实验的一部分。

没有平常的谈天说地，没有通信地址的交换，当然也没有女性同伴。

“在中国缺少世界主义的城市街道上，当我走过时，我有时会看见母亲保护性地抱住她们的孩子。”

从1978年起，奥威尔几次重返中国去寻找那些改造过的街道。

与过去相比，主动介绍的多了，对西式服装刮目相看。

在和平咖啡馆里，王益民扫了一眼美国香烟、带有防震装置的手表和硬通货。

他和他的朋友喝掺有啤酒的橘汁苏打，并讨论哪一个外国参观者愿意同他这样的人相处。

奥威尔能讲汉语，最后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册子；但他对王益民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却始终拿不准。

对他的印象深刻是，许多中国人表露出表达言论和欲望的意愿。

一位年轻的女性说，她梦想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当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对我最好的东西。

我认为那是人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