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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苦命的知青父母（第1页）

第五章可怜天下父母心苦命的知青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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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据调查，当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真正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就为数更少。

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

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中国一个特有的悲剧。

这或许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来越让人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国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那样表现出如此的狂热。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也强化了以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的那种“决一死战”

的情结。

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有。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

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嘛！”

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

“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

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不能全怪我。

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分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

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发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档案，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

有啥法子。

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

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

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

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

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

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

“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

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

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

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

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就觉得社会对我们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

开的“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