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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苦命的知青父母（第2页）

几番诉说，几番眼泪，老同学开始伸出了友谊之手。

有位在国家机关当处长的女同学说她可以从自己的下属那儿借间库房给她女儿暂住。

“不过北京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我不放心你女儿一个人住在那儿。”

老同学说。

“有我陪她呢。”

章大姐随口说道。

“这就好。”

老同学放心了。

章大姐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怎么陪女儿呀？

事情已经没了退路，不这么着，孩子就得重回山西，永远别在北京读书了。

不不，章大姐咬咬牙，说什么也要让孩子能替自己回到北京，能读上大学？

最令她伤心的是，人家根本不把她当北京人看待，那种受歧视的点点滴滴，使她从此放弃了卖菜生意。

后来她又当过环保员，扫过街，管过十几个厕所，甚至还干过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其它好多种北京人不会相信、也不会注意的活。

“北京城里，只要你能说得出的脏活累活，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

章大姐说。

这些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女儿能在北京上学，能考上大学。

像所有家长一样，她更担心自己的女儿成绩跟不上，她也尽自己所能帮女儿。

没有钱买辅导资料，更没有钱请得起家教，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办法。

比如她主动到开高考辅导班的学校义务打扫庭院，跟那儿的门卫师傅和上课老师搞好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那些听课的孩子们热菜买饭，然后求人情从老师和孩子手中借一本辅导教材或者听课记录，再回家一个字、一道题地为自己的女儿抄下来，第二天再还给人家。

章大姐说她在女儿后来上高中的三年里，曾经到不下十几个高考辅导班当过义务工，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蹲在书店里帮女儿从《海淀考王》等众多高考参考新书上抄下复习题。

最后连不少书店的员工都认识她了，也就例外地允许她进行“现场盗版”

……

那年9月，当章大姐把女儿送进大学校门后，她已经身患多种疾病，本该留在北京这样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看病，但她没有，她怀着对还在山洼洼里辛勤劳作的丈夫和儿子及那个属于她的家的一片眷恋之情，回到了山西，重新拾起了赶毛驴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