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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叛的代价02（第1页）

第二章：背叛的代价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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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

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的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有过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

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

，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

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

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

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

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

这是1945年初的事。

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

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

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

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

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

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

当时估计“和谈”

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

《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

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

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

《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

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和谈”

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

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

《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

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

。

赓续，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

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

的原则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