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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忠诚之忠诚01（第2页）

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

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

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

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

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

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

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

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

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

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

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

，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

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

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

这是一次典型的“左”

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

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

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

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

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院，在开刀中差点送了性命。

1931年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为领导闽西保田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0年lO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

），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

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

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被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41年6月，谢育才抵达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

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

这时，谢育才看了前任书记郭潜写的3年工作总结，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介绍，感到江西省委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江西省委领导下的4个特委，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

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组织建立健全。

隔日，他随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后，当晚谢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馆。

晚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

他的宣传部长骆奇勋随后叛变。

审讯中，谢育才听特务叫他“谢书记”

，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此时谢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强，职业是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