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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忠诚之忠诚01（第5页）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

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谎称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

，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于是就放了他们。

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满怀，希望早日到达南委!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做路费。

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钴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

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坏，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

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

谢育才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

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逃离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并报告了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几日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投敌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

由于谢育才及时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

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周密布置撤退转移，又给郭潜发一密码电报，要他立即撤退。

可是，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电报后未及时译出，被特务逮捕，立即叛变，破坏了粤北省委，并亲自带特务破坏了南委，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及南委交通站长被捕。

电台被袭、南委事件，都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不久，谢育才夫妇因此受到特别怀疑。

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在自己革命队伍里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

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

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

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

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

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其进行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

此时，意外又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

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

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

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

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

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

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方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

，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事受到牵连。

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

、“密结”

上签字，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

所谓“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