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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玉工作上没有啥说的，尤其是当班长后，部队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一马当先冲在前，尤其是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最有主见，排除了无数个隐患，保证了生产。

怀玉最大的特点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马上就能表现出来，什么话都敢说，什么样的领导都不怕，所以，在工人中很有威信。

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从小养成那种小偷小摸的坏习气一直没有改掉。

在部队时也许是管理严格，复员档案里没有污点。

到煤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井下所有的东西放到农村都是非常实用的奢侈品。

李怀玉开始和矿上带家属的老工人一样，下井前身上装个袋子从井下往上背煤，老工人是为家里做饭不用再买煤烧了，怀玉是找个隐蔽的地方把煤堆在一起，和在矸石沟里捡煤的矿嫂一样等捡够一车再卖掉，或者雇车拉回老家。

后来把井下的废钢管、废钢丝绳趁上中班晚上十二点下班以后从斜井绞车坡背上来，回家焊成农村绞水的辘轳。

（北方农村饮用水大部分吃的是窖水，辘轳是必备工具。

）怀玉还把电机连接减速箱换下来的废油包砸碎背回家铸造洗衣盆。

因此被保卫科抓去几次，都因犯不上处罚的档次，批评教育一下就放了。

特别是到矿上三年以后，怀玉有了一定的积蓄，要翻修老家那三间土木结构破瓦房，结果推倒后就有三分之一的材料不能用了，咋办？在上中班的半个月时间，下班等其他人乘罐笼从副井升井了，他步行三公里从风井把井下的道木、板条从斜井扛到地面，连夜再步行八公里路程送回老家，稍微休息一会儿赶到矿上接着上中班下井。

后来，李怀玉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家里翻修两三间房子所缺的木料没有掏一分钱，全部都是从井下偷的，从来没有被抓住，但让他遗憾的是有一次背了根矿车道枕木回去做门窗，结果走了一半路程，实在扛不动了，就藏在旁边墓地里水冲的一个洞穴里，想等天亮了再返回来扛回去，不知道被哪个狗日的给拿走了……

这就是李怀玉，是煤矿农民协议工中的一员，类似的协议工，在煤矿大有人在。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物资短缺，尤其是北方的农村，还处于由近乎原始的牛拉犁农耕方式，向农业现代化过渡的转折阶段，李怀玉经过部队大熔炉历练的钢铁汉子，在艰难的生存面前，丢弃了所谓的人格、尊严，冒着违法的风险，将自己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拼命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

之路。

这种违法行为尽管不可取，但确实是那个时期个别农民协议工生活的缩影。

单宝平潜移默化地给李怀玉上了一堂课，也替我们解了一个心结。

志胜顺水推舟，善意地批评了一阵子，就让怀玉写个检查，明天赶紧上班。

怀玉在众目睽睽下，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做错了。

此时，喝酒才进入了正题。

场子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至于喝了多少酒，已经记不清楚了，第二天听马建军说，十个人就抽了三条窄版猴王烟。

我问建军，宝平昨天晚上在哪儿睡了，你找一下，一起去食堂吃饭。

建军说：咱们都喝醉了，宝平叔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看来根本就没有事，我说让住在我宿舍，宝平说你不用管我了，把队长书记招呼好，我在矿上比你熟悉。

我和志胜正犹豫到哪儿找宝平，担心喝了那么多的酒不会出啥事吧，电话铃响了，王建发办事员拿起电话，你是谁啊？我是肖伟光，建发你值班，队长书记都去哪儿了？建发说：都在这里，肖矿长您有指示吗？那边说，你们昨天晚上把省城来的大记者给灌醉了，叫他们俩接电话。

建发小声说，肖矿长的电话。

志胜让我接，我让志胜接，推来推去还是志胜小心翼翼地接过话筒，说：肖矿长您早上好，我是志胜，您有啥指示？好个屁，你们把宝平灌醉了，五点钟就到调度室把我门敲开了，你俩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领导，马上就到。

肖矿长的电话我听得一清二楚。

志胜说：这下闯祸了，矿长让咱俩赶紧到他办公室，准备接受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