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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人的社会地位研究其能力 第一章 引言（第1页）

第一篇：从人的社会地位研究其能力第一章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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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研究一种公众社会或政治社会的形式、一种超越了单个家庭能互惠交往的准则、一个最能增进集体福利的体系；研究它将如何确保每个独立个体的行为得到有效保护，研究它如何确保每个人应得的生活保障及自由意志不被侵害，研究它如何能够促使个体行为最大限度地为集体利益和全民幸福而服务。

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解决这些值得关心的问题。

究竟该从哪里开始这一系列研究呢？恐怕没有哪项研究比探求“政治制度的影响力”

更为行之有效了；换言之，也就是探究一种改善人类社会存在状态的力量或今后能够使之改善的力量。

关于这一点，尚存在着广泛的分歧。

之前广泛存在的假设是政府的积极影响并不比其消极影响大到哪去（无论它是否依据明确的规定行事）。

毫无疑问，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建立政府的目的本身就是消极的，即为了确保“我们”

在任何内乱外侵的敌意中占有绝对优势。

但是，政府的影响是否就此止步不前而停留在其确立的初衷里呢？

那些相信它的影响的确如此并仅此而已的人必然只把它当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或最多认为它和其他研究对象一样重要。

他们考查人的个性、家庭关系、以及在个人情感驱动下的个人追求和爱好，并认为这些内容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体。

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纯理论家们通常认为：个人生活是独立于所有政治体系和组织之外的，只有在那些脱离于常规的特殊紧急事件中，个人才会想起国家政权这个问题。

比如，如果他侵犯了或被认为侵犯了集体利益，如果他发现自己有义务制止另外一个人去犯罪，如果他所处的社会受到外来入侵的威胁，这些情况会迫使他想起他还有个国家，这些顾虑会迫使他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护政治自由和避免劣政（即使危险并没有临近）。

许多最英勇的爱国者和在论述政权问题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似乎都是从上述原则出发的，他们把道德和个人幸福当成一回事，而把政治当成另一回事。

但是，他们在把个人道德和幸福看作本质上独立于社会政策的同时，却提出了一种正确的意见：一个人能够赖以实现德行和享受快乐的保证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制度是否完善和执行得是否公允；并且热诚地呼吁人类注意，即使在目前公正和幸福的时刻里，也不要忘记那些预防措施和那个“慷慨的权力安排”

[1]，这一切可能有助于使前述的保证不为腐化和暴政所破坏[2]。

但是，当我们承认受惠于这些作家们的劳动时（也许更多感谢他们无畏的语言和那些爱国者的事迹），我不禁要质疑：他们所关心的话题是否具有比他们所能想到的更高、更广的意义？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不仅仅是家庭利益的捍卫者，还会是道德的大敌，也许它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气质里，会不知不觉地用它的精神感染我们的个人世界。

难道在某种程度上，古希腊罗马的居民不应该为他们所拥有的非凡艺术和戏剧、为其在人类精神史上所占据的地位而感谢他们的政治自由吗？难道当今欧洲各国的政府不应该为其子民们特有的卑鄙自私和他们那进展缓慢、盛衰无常的文学发展而负责吗？难道不是因为东方的政府，世界的那一部分才在文化上或科学上几乎毫无进展吗？

当怀疑主义或科研精神引领我们开始了这些疑问时，我们就不会就此停止。

我们面前还有广泛的探索余地：如果政府能如此悄无声息地对最为隐秘的个人行为也施加影响的话，谁还能限定它的活动范围？追溯这个世界中重大的道德罪恶和我们身受其害的种种灾难的源极——是否都可能源于政治制度？因此要消除这些罪恶和灾难，就要从根本上纠正政治制度呢？我们会不会发现：企图单独和个别地改变人类道德的作法是不智和无益的；要想让人类获得真正的永久性的进步，必须使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知识的增长同时并进呢？本书第一篇的任务就是要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为此而采用的研究方法将为：首先言简意赅地概述政治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罪恶；[3]其次，阐明这些弊害是由国家制度造成的；[4]最后，论述它们并不是我们的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是可以消除和纠正的。

[5]

[1]参见艾迪生（1672-1719）所写的悲剧《加图》第四幕。

（艾迪生是英国的论文家、诗人和政治家。

加图（公元前95-46）罗马的政治家，早期共和制度的拥护者，最后自杀。

——译者）

[2]这些话在大部分情况下适用于英国政治作家，从Sydney和Locke到《人类权利》的作家。

Rousseau和Helvetius显然持有比他们更为广泛的观点。

[3]参见第二章、第三章。

[4]参见第四章。

[5]参见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