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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惩罚的尺度（第3页）

为了社会安全我们不得不禁闭一个犯人，难道为了这个理由，他就永远不得开颜一笑了吗？谁能理解一个被判长期单独监禁的人所受的痛苦呢？谁能说对大多数人类来讲，单独监禁不是人所发明的最痛苦的折磨同胞的办法呢？一个思想相当崇高的人也许可能战胜这种痛苦，但是这种人的力量不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

从对单独监禁本身的研究，我们自然要被引向研究它在改造问题上可能取得的实际效果有多大。

为了达到善良，我们必须考虑人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作为这种考察的第一步，我们是否必须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呢？我们在独居状态之下，能最有效地形成我们彼此交往当中的正义、仁爱和谨慎吗？我们的自私和不合群不会不断增加吗？如果他没有机会实践仁爱和正义的话，又有什么东西会诱使他想到仁爱和正义呢？阴郁的性情是使凶残的罪恶真正滋长的土壤。

一个呼吸着地牢气息的人，心境会变得更温柔或更开阔吗？肯定地说，在这方面，我们最好是仿效大自然的规律：如果我们要教导人们追求正义和人道，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人移植到一个简单合理的社会状态中去。

绝对地看来，独处可能鼓励我们为自己服务，而不能鼓励我们为别人服务。

过分无条件地强迫独居，可能培养出疯子和白痴，而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关于把罪犯从他们所伤害了的社会里排除出去，还有另一种想法，即把他们置于奴役或苦役的状态。

对于这种制度的恰当驳斥，前面已经论述过。

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宁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作为改造罪犯的手段，它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

人是有理性的生物，唯一使他向善的办法就是唤起他的精神力量或理性，使他独立自主地生活。

他必须了解自然规律，明晓行动的自然后果，而不是研究其统治者的专横任性。

你要找我劳动吗？不要用鞭子赶着我，因为即使我在鞭笞下为你工作，我也宁愿懒散怠工，因此这样做的后果只会使我更加敌视劳动。

你要做的是说服我，使劳动成为我自己所选择的事。

如果能够使我们相信任何一类奴役（从学生的被奴役直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里最不幸的黑人的奴役）会有助于德行的话，那么只能是对理性的最有害的歪曲[2]。

比这些办法还有效的方法（并且曾经以各种形式经过考验）是流放或放逐。

这种方案即使经过最合理的修正，也仍然会遭到反对。

如果有任何高压政治或者使用暴力没有遭到反对，那倒是奇怪的事。

但是，由于通常执行这种方案的粗糙方式和漫无标准，就使它看来比它在本质上更值得反对。

放逐的简单形式就是驱逐出境，这至少在某些严重的情形下，看来是十分非正义的。

一个公民不能忍受在本国居住，那我们就有权把他强送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居住，但我们是否真有权这样做呢？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放逐有时同苦役相结合，这是大不列颠对待他的美洲殖民地属民的做法，在此，我们暂没必要单加驳斥。

一种最常见的放逐就是把犯人移送到无人居住的地方去。

支持这种方式的理由可能是：那种最能使桀骜不驯的人摆脱腐败社会的恶劣习惯的劳动并不是由上级命令规定的，而是由于生活的需要强加在他身上的。

不管我们把它看成是历史的真实，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了解人类天性的作家的巧妙的捏造，罗慕路斯[3]和他所率领的流浪汉首次定居在罗马，就是这种办法的一个巧妙的比喻。

那些从欧洲有害的政治制度解放出来并被迫去开始建造自己的世界的人们，正是走上了直接通向善良的道路。

使这种办法失败的情况有两种：第一，母国在经营这种殖民地时是出于一种仇恨的心情。

它所最关切的实际上是使那里的居住条件的恶劣和不舒服，竟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犯罪。

其实，它所最关切的应该是减少他们的困难，促进他们的幸福。

我们应该想到，移民也是人，除去同情和怜悯以外，我们对他们是不应有其他感情的。

如果我们有理性的话，就应该对于无情的现实迫使我们采取一种不适合于人类天性的办法来对待他们感到遗憾，而在我们符合了现实的要求以后，下一步就应该渴望给他们以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