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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5页）

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

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禁武，涂炭生灵。

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兵免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

当时段棋瑞以革命政府相标傍，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海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执政，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业。

不料他出来以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

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

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

政府成了杀人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而作的。

他人不知，乃斤为几次例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

蒋介石从这段行文中，看到了一个自发的追求革命―而又不知如何做才算真革命的将军形象。

也可能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下层社会，对冯玉祥这样由丘八晋升为一方诸侯的军人自信是了解的，他们一旦被某种主义俘虏，被时代大潮所裹挟，就会为之献身。

因此，他对未来和冯玉祥共事充满着自信。

换言之，他相信自己的权谋，能够自如地驾驭冯玉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稍顷，蒋介石的这种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遂又被他那多疑的心理所取代。

因为他从国民政府要人的口中听说过：冯玉祥和中共北方的党魁李大钊是挚友，此次冯玉祥出国考察苏联，也是李大钊一手安排的。

他懂得自己虽然有智擒冯玉祥的手段，但缺少战败像李大钊这样富有智慧的中共领袖的能力。

尤其当他想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和共产党分手的设想，对冯玉祥能否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边发生了动摇。

万一这位被称之为“北赤”

司令的冯玉祥和中共携手，亲率晓勇无比的国民军和自己对垒，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为此，他又潜心地研读《五原哲师宜言》中的有关段落：

耽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

至于马充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

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

现在看起来，宾是惭愧1时的冯玉样，哪里够得上赤化。

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

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

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

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乎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国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7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

至于吴佩孚乱造谣官，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

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的人，无论如何作不出这种事来。

他又明白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赤帽子。

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编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自己的私忿。

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

蒋介石反复研读了这段文字，知道冯玉祥时下对苏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