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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活动，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基地。

但是，若想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还必须到敌伪统治的中心地区上海去开展工作。

随之他又想到：董慧就是香港和上海之间的特殊的情报交通员。

1939年中秋节刚过不久，已经奉命就任道亨银行职员的董慧叩开了潘汉年的门扉，她从入时的手提包中取出一封挂号信，说道：

“这是上海寄来的密件。”

潘汉年接过密件，随即扫了一眼，信封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董慧女士亲启”

，但封启处依然未动，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用剪刀小心地剪开信封，取出一纸用各种代号、隐语写就的密信，他看后微笑着说：

“董慧同志，我早就算定了，你是‘位最为称职的情报交通员。

果不出所料，第一次就送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应当受到表扬。”

董慧并不知道这份重要情报的内容，她认为自己利用父亲为董事长的道亨银行，传递这类重要情报易如反掌，没有侦探小说中那种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显示情报才华的技巧，所以当她听到“应当受到表扬”

这句话以后，故有些腼腆地摇了摇头。

使用董慧这种类型的情报交通员，是潘汉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设立的。

也可以说是他总结了当年在上海利用专职交通员，经常发生被捕、叛变，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教训，而启用的非专职性的交通员。

对此，潘汉年的忠诚助手刘人寿同志作了如下评述：

汉年同志在敌区常用的矛法，是善于把党的一邵分工作（包括交通）尽可能建立在一可靠的社会关系中，尽量少设脱产机关。

这是他接受了第二次革命战争中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也是他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

1940年至1943年，量慧同志（后与汉年同志结婚）负责管理经费收支。

她在她父亲开设的银行中任职员。

汉年同志用她的这个身份，指示她利用往来于港沪之间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会关系，传送经内部包装或密写的材料（包括请示和指示文件）。

所以从1931年至1941年，我们并没有专职脱产的港沪交通员，但从未发现差错。

1946年至1948年，陈曼云同志也通过她爱人蔡燕生在电影界的可靠朋友（送递情报和材料）这样做，扎从没有出现过差错。

潘汉年看着董慧那腼腆的表情，完全能理解这位初涉情报工作的助手的心理，遂意味深长地说道：

“情报工作是惊心动魄的。

但获得情报的阶段，转移情报的途径，却要求越不显眼、越安全为好。

从某种意义一1几说，能够耐住长年的寂寞，能够忍住同志―乃至于最为亲密的战友的误解的情报人员，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也是最有贡献的。”

董慧知道潘汉年又在教她如何做好情报工作，所以她用心地听潘汉年讲的每一句话，品味这每一句话的寓意。

最后，她习惯地操着谦虚的口吻说：

“请放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努力做到你提的这两条要求。”

“不对！

你必须完全做到这两条要求。”

潘汉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两条要求，是情报人员的基本功。

懂吗？”

董慧第一次听到潘汉年如此严厉的话语，惶恐地点了点头。

“从现在起，你必须做好停止过组织生活，有意地远离你的同志和战友的准备。

换句话说，你要很自然地生活在不习惯的圈子中，和你最不喜欢的人交朋友。

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