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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第1页）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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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据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罪行主要有

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进行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了组织；

二是说他在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时，在饶漱石、杨帆“包庇掩护”

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责任。

越八年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罪行三项：

一是说他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

，“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

；

二是说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秘密投降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

；

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

，“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

。

等等。

细心而公正的读者阅毕拙作以后，自然会对上述权威式的判决作出一个结论：否。

但是，一向以实事求是为生命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会作出如此荒唐的结论呢？这不能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深思，并从中引出血的教训！

潘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大冤案。

“在此之前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像潘汉年这样直接指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实属绝无仅有。

另一方面，因潘案而受株连，后来陆续被捕的有七八十人之多；没有被捕而由原工作单位进行审查的人就更多了。

这些被株连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和潘汉年共过事的老共产党员，不少人是在党和政府以及军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的。”

株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共产党人是最反对株连的。

为什泛、“潘案”

―乃至以后的数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

中会越株连越广呢？如果再看看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老人写的如下这段话，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汉年三叔是我们潘家最早参加革命的，也是潘家对革命做过最大贡献的人。

但我们潘家从未因他而得到过什么好处，却因他而遭受了长期的牵连。

解放前二十多年，他是有名的共产党，我们潘家被人另眼相看，倍受歧视；解放后不久，他又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我们潘家又受他株连了二十多年。

连潘家从没有见过他的下一代人，在升学、参军、入党、提干等等方面，也都受到了无辜的株连。”

潘汉年是一位典型的文艺家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具有知识分子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由于党内进行的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以及建国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偏颇，从而使得潘汉年所具有的这种优点和缺点向着两极发展。

而这种特殊的政治表现，唯有同时代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

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