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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 末代皇帝陷绝境 文臣武将争附逆（第5页）

1644年（崇祯十七年）的春天，明思宗几乎每天寝食不安，绞尽脑汁地想着各种挽回败局的办法：下罪己诏、下勤王诏、调兵筹饷、封官许愿、招抚诱降、迁都逃亡等等，但每一种办法似乎都已为时太晚，无济于事了。

对李自成提出的分国而王并劳军的议和条件，崇祯怦然心动。

然而，崇祯之所以是崇祯，在于他是一个好面子慕虚荣到了极致的人，他不能容忍一个被他目为反贼的人和他讨价还价，乃至订立城下之盟。

可李自成的主动议和，却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机会。

于是，已经清楚大势已去的朱由检，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现任宰相、通县人魏藻德与前任宰相、四川井研人陈演，希望由他俩来说服自己，同时也就把这样一种纯粹是理念上的责任，转嫁到了这两位重臣的肩上，便转身问道：“此议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论决之。”

魏藻德、陈演等两位老臣全都清楚，帮助皇帝拿主意的角色意味着什么？此时的一言一行，皆是要被写入历史的——也就是说，大臣与皇帝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面子——如果还想继续活命，又要尽可能地保住自己在史书中的形象、人品和地位，那么最佳的选择，便只能是如同一首歌曲里唱的“什么也不说”

。

魏藻德与陈演皆深谙此道，所以只是一个劲地鞠躬俯首，坚决地在心底里哼唱着“什么也不说”

，一直退到了龙椅背后。

朱皇帝疑惑不解，起身上前，一直逼到龙椅背后，强催着魏藻德和陈演拿出自己的意见。

魏、陈二人实在退无可退了，索性“咚”

的一声跪在地下，双手俯地，冲朱皇帝鸡啄米似的磕头，但嘴里仍然坚持着“什么也不说”

。

朱皇帝心急火燎，焦躁万分，仍然强压怒火，再三，再四，甚至再五地征询魏藻德与陈演二位宰辅的意见。

奈何那两位老头儿的官场功夫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朱皇帝如何催逼，仍是只磕头，决不开口。

此时此刻，摆在朱由检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缴械投降，要么顽抗至死。

百官可以不置一言，可是降是战，作为皇帝，他却必须做出一个决断。

对于骨子便认为“朕即国家”

“朕即真理”

的万岁爷来说，要同自己奴役之下的“暴民叛卒”

平等对话，无疑是变相投降，对列祖列宗都是一种绝难容忍的奇耻大辱。

可是，朱由检一想到眼下巨统重炮攻城，万矢齐发，人财两空，玉石俱焚之惨象，深知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除了接受起义农民的条件之外，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的朱皇帝，处于贪生之念与博个“国君死社稷”

的“美名”

之间的矛盾之中。

在这种两难之中，他指使亲信太监同杜勋继续谈判，希望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条件，或许还希望拖延谈判，等待各地勤王官军的到来。

于是，一场既无意义又无可行性的谈判，便悄悄地在北京城下展开了。

朱皇帝同时命杜勋向李自成传话说：“朕计定，另有旨。”

企图通过谈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马的到来。

谈判持续到下午，仍无丝毫实质性进展。

史料记载：18日晚，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巡视城头，走到正阳门附近，见“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

则数人见缙彦起。

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

缙彦惊问他们怎么跑到城头上来了？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用墨写着‘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

缙彦默然。

这段出自时人李长祥《天问阁集》中的故实太有意思，紫禁城危在旦夕之际，深夜里，大明王朝的兵部尚书冒着凄风苦雨，亲自前去巡视城防，居然看到一帮守城太监，正围着一名率兵前来攻城的大顺军将军——城下都督爷——在城楼上与守城太监划拳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