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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回 孙可望升旗泄愤 永历帝被戴绿帽（第3页）

李定国屁股上的伤很快便好了，但心上的伤不仅未愈，反而越结越深。

兄弟二人的深仇大恨最终化为蘸满毒药的利刃，导致二王反目。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1646年（永历元年）11月8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庙号昭宗，年号永历。

永历皇帝朱由榔系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之子。

南明永历政权诞生于乱世之秋，背着皇帝之名的朱由榔，从登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苦风凄雨的亡命生涯。

看到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上了皇帝宝座，大兴国国主孙可望按捺不住了，妄图将“联明抗清”

之大义抛到一边，立即创建欲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新王朝，成为货真价实的中华新皇帝。

李定国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肇庆已经有了名正言顺的永历皇帝，你妄自尊大，再于云南另立中枢，这不是想自取灭亡吗？”

碍于李定国、刘文秀二王实力雄厚，孙可望被迫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但内心却对李定国愈加忌恨。

“联明抗清”

的方针虽然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坚持下于入黔之初便得已确定，但大西军进入云南后，一直是以“兴朝政府”

的名义独立执政，与在战火中东奔西逃，以朱由榔为核心的朱明中央各行其是，互不相属。

直到1649年（永历三年），也就是大西军入滇两年站稳脚跟之后，孙可望才派代表前往广东，与永历朝廷谈判易帜与抗清之事。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

同时对内而言，孙可望虽名为盟主，但长期以来，四位王爷向来是扁担挑水一肩平，不分尊卑，互不示弱。

孙可望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而此刻放眼天下，清军连战连胜战事进行得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若独力与之对抗，无异于拿着鸡蛋去碰石头，这个仗肯定打不下来。

南明政权虽然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

而且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

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后，孙可望决定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宫所在地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永历皇帝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

，各路明军相继败亡，郑成功在东南若隐若现。

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朝廷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因此，孙可望请封秦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末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过分。

到了肇庆，杨畏知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孙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万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失人心，反而树敌。”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同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争得来不可开交。

有明近三百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

特别是秦王爵位乃是当年明太祖所封“首藩”

，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者。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孙可望伸手要秦王金冠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

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

尤其是几个南明在贵州和川南一带的军头皮熊、王祥等深恐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必然会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旗号出兵黔、川，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故而争相上书，拼命反对。

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清醒地认识到南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内心却依然向着南明朝廷，苦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将手握大军的孙可望变为敌人。

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