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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回 流亡朝廷天不佑 为迎圣驾动刀兵（第4页）

永历对马吉翔原本恨之入骨，但又不好驳自己的“恩公”

李定国的面子，只得勉强从之。

马吉翔否极泰来，重掌朝权。

未几，连李定国、刘文秀两位王爷也经常出入马府。

明臣高勣、邹昌琦联名向永历皇帝上奏疏，云：晋、蜀二王功高望隆，经常往来权佞之门，皇上若不及时制止，有可能滋生奸弊之事，重蹈秦王故辙。

马吉翔在皇上跟前谗言此疏系高、邹二臣公然离间皇上与二王之关系，激得永历大怒，命免除职务并各杖150大棍。

金维新赶紧前去报告李定国，李定国细忖二臣子并不是望风捕影，上疏也无非是欲给自己和蜀王提个醒，针对的是口碑不佳的马吉翔，对自己和蜀王并无恶意。

遂偕文秀入宫为高、邹二臣子求情。

可惜迟了一步，去时高勣已被杖毙，邹昌琦得已官复原职。

当初因马吉翔告密而死的18忠臣倘若地下有知，永历帝真不知情何以堪？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皇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举旗造反，他还是很犹豫的。

毕竟于公而言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名正言顺的皇帝为敌，不啻是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乱臣贼子”

四个大字；于私而言，他自己和一大批部属的家人全都居住在昆明城里，一旦对昆明大动兵戈，将领们是否能阵前卖命，这得打个大问号。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永历皇帝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晋爵，又接连派出议和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孙可望之意。

面对永历帝和李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

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孙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行列中，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而就在这时候，永历皇帝派人把他和将领们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

地给送到了贵阳。

这样一来，他暂时就更找不出理由兵发昆明了。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最终赞同支持大西军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级人物之一。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有着太过明显的弱点。

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

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

永历皇帝虽因手中无兵权，处处显得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

孙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

然而孙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

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

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地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憎恶感。

而孙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地要自登“九五”

，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而且绝不肯退让半步。

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

就在孙可望一度打算与永历帝“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的时候，一封密信，促使他作出了重大改变，也彻底地把他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写密信之人，就是对孙可望忠心耿耿的王自奇。

原来，李定国见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孙可望并未对云南采取行动，于是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讨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川南昭觉、盐源、喜德、越西、西昌一大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