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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丹心映光辉（第2页）

。

之后调任合川县委书记，组织领导了抵抗驻军强拆民房的“马房斗争”

，抵制政府摊粮派捐的“反饥饿斗争”

，策划组织、参与了三次“合川兵变”

……

1930年郑佑之调到重庆，先后担任中共川东特委、江巴中心县委领导职务。

在重庆时他通过特殊关系，安插中共四川省委调到重庆工作的余宏文打进刘湘所辖21军“特委会”

，从中获取了许多敌人的重要情报，为保护地下工作者、被捕监禁的革命同志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当时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后，经他亲自组织策划，成功将其营救出狱。

郑佑之还指导余宏文在“特委会”

中，秘密成立了“良心会”

，在白色恐怖中策划布置有关人员，秘密除掉那些作恶多端的特务、死不悔改的叛徒……

郑佑之在重庆工作期间，正是党犯“左”

倾错误的极盛时期。

由于敌人采用残酷镇压和收买叛徒两种手法，致使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不少领导人就相继被捕牺牲。

郑认为再这样下去，重庆的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吃掉”

的危险，决心回川南再创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此，他写信给弟弟郑瑞符，要他筹款“越多越好”

。

款到后利用余宏文的特殊关系，在刘湘21军营里，买到当时最好的10支德国造快慢机手枪和一些子弹，派人秘密运回宜宾。

刘湘得知枪械被共产党弄走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在全城实施大戒严，大搜捕。

鉴于此案牵涉到余宏文等人，郑佑之遂指令余宏文等人立即撤出21军“特委会”

，并火速离开重庆。

但郑的身份也随之暴露了，刘湘不惜重金四处悬赏缉拿。

为此，中共四川省委决定立即将其调离重庆。

当办毕交接手续准备离开重庆时，一位领导安排他去桂花街五世同堂联络站取情报。

当他从秘密渠道得知该联络站已经被敌人发现，其负责人袁世勋可能叛变了，就提出不去。

而那位固执的领导人，却坚决命令他必须去完成这最后一次任务后才准离开重庆。

郑佑之明知此次去取情报，可能落入敌人的陷阱。

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还是坚决执行了这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