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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尾 声（第4页）

后经营救越狱，潜往成都，隐姓埋名，准备“东山再起”

。

1945年，在共产党员郑致远的帮助下，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组织武装力量，待命起义。

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江绍辅按省工委指示，前往云南盐津县普耳渡，策动江瀛州起义。

10月16日，途经横江，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

唐大兴自从把郑佑之买的手枪从重庆运回宜宾后，就参加宜宾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辗转于川南山乡之中，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作斗争，直到获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不顾组织的挽留，毅然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古罗镇。

从此隐居乡下，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

——中国老百姓最理想、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病逝于“大灾荒”

的1960年。

余宏文于1931年11月底，利用内弟唐瑞华在21军模范师当连长的有利条件，用郑佑之筹集的400块大洋，从敌营武器仓库中购买10支德国造手枪和一批子弹，亲自护送到江北联络站交给接应的唐大兴。

随后，因武器库卖枪事件被人泄密，刘湘大为震惊，在重庆实行大戒严，同时逮捕了地下工作者张朗元、周世杰等人。

余宏文也因此可能暴露了身份，根据郑佑之指示，他撤出21军“特委会”

。

一晚，余化装成便衣巡警，混在执行逮捕任务的队伍中，成功地离开了重庆，秘密潜回宜宾。

余宏文刚回到宜宾后，刘湘的通缉令也送到了宜宾县。

四川省委决定立即把余转移去成都工作，并担任成都东城区委书记。

1932年冬，余在反对军阀巷战中，亲自送宣传品到各支部，途经东门外街上，被军警搜出了身上带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标语和传单，因而遭敌逮捕。

在审讯中，余宏文就讲“宣传品”

是捡到的，没有供出真情。

同时，党组织又活动了一些上层人士前去作保，敌人也就把他释放出狱了。

1933年夏，孟光远在邛崃南路王店起义，建立了“川南抗捐军”

并成立司令部，由孟光远任司令员。

此时抗捐军队伍大约600多人。

余宏文出狱后，受省委派遣，化名“陈伯南”

到抗捐军司令部担任政治委员。

陈伯南到了抗捐军任职后，凭着他在长期对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觉察到这支队伍虽有600余众，但党组织领导的基本队伍却只有200人左右，大部分力量党不能控制，如遇突发事件，很可能出现严重问题。

果然，一次抗捐军遭到敌人的多路围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同敌人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就被迫退到铁碑寺山上。

陈伯南立即主持召开由孟光远等参加的司令部紧急会议，决定分路突围到洪雅、名山、蒲江等县交界处的总岗山会师。

抗捐军进入总岗山后，一面休整，一面派人深入当地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等工作。

除当地群众积极要求参加抗捐军外，名山的郑载阳、蒲江的徐锡三等绿林队伍也相继要求参加抗捐军。

司令部将其收编为抗捐军第三路。

后来抗捐队伍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抗捐军的队伍虽然壮大了，但在总岗山活动的范围，仍限于地广人稀的高山、森林，给养条件极差，连筹粮都很困难。

同时，川西军阀为了对付抗捐军，派出特务、侦探，加紧寻找抗捐军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