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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1页）

第二节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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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督抚军政权力的扩大和定型

自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朝地方政府的首脑——总督和巡抚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为借口，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形成所谓的“战时型督抚”

体系，使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力明显扩大。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这种在战争中扩大起来的督抚权力不仅继续保留下来，而且成为定制，正式形成地方权力的强化态势。

这种强化态势主要表现在军事权力和人事权力两个方面。

清廷虽然可以强迫督、抚恢复绿营兵制，却不能改变绿营的照旧腐败，也不能阻止督、抚的招募勇营。

由于绿营兵不能改变其腐败状况，战斗力低下，加之由朝廷直接统一指挥，不如由督、抚自招自统的勇营状况较好、调用自如，因此，尽管清廷三番五次地下旨裁勇，但勇营既不可能全裁，遇事又不能不随时招募新勇，况且督、抚也喜用勇营，而不喜用绿营。

结果使朝廷统管的绿营和督、抚分管的勇营同时存在，在实际上形成两种兵制并存的局面。

据樊百川的研究，1882-1883年间，全国约有勇营兵额20万，同时绿营兵额也在40万以上；到1885年（光绪十一年）时，经过中法战争，勇营兵额增至54万上下，大大超过绿营兵额。

在勇营的影响下，清廷从1862年起在直隶开设“练军”

，即从绿营中抽调一些士兵，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洋枪炮，企图改造绿营，增强战斗力，但最终也成为勇营的附庸。

在开始的几年，练军的效果甚微，直到1868年9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以后，直隶的练军才有所起色。

1870年，曾国藩“比较湘军、淮军旧章，参酌增损”

，制定练军章程。

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全照勇营制度，由练营主政，将练军同绿营兵制分离。

内中规定：“嗣后一兵挑入练军，即将本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底营即减一兵。

无论底饷、练饷，均归一处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练营募补，底营不得干预。”

第二，调湘军战将训练和指挥练军，把练军控制在湘军之手。

章程规定：“就本营之弁兵”

，“调南人之战将”

“练北人之新兵”

；平日教练、“发饷、挑缺、主持赏罚之人”

，即将来“临阵往来指挥号令之人”

。

第三，以裁勇添练之名，加强对练军的控制，增强勇营的力量。

曾国藩提出：部分裁撤旧有练勇，但“以裁勇之银，添作练军之费”

。

第四，采用武器新旧兼有，“火器现用抬枪、鸟枪，将来或改用洋枪”

；“马、步各营，均已（以）半用洋枪，半用长（刀）矛为得力”

。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把练军湘军化、勇营化，也具有化兵为勇的性质。

按《清史稿》的说法，“练军虽在额设制兵内选择，而营哨饷章，悉准湘、淮军制，与防军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