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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北京条约订立后的教案（第1页）

第二节　《北京条约》订立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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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大小教案有400起。

鸦片战争后第一次有影响的教案是1848年3月发生在江苏青浦县的“青浦教案”

。

这次教案系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非法潜入青浦县传教，并殴打中国水手而引起。

中国水手复将麦都思等打伤，青浦知县即派人护送麦都思等回上海。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蓄意扩大事态，令英船停付关税，并派军舰封锁吴淞口。

英副领事罗伯逊乘军舰到南京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

结果苏松太道咸龄被撤职，10名水手被捕戴枷示众（其中2名被判徒刑），另赔银300两。

从19世纪60年代起至19世纪末，随着列强对华侵略、渗透的进一步加深，教案发展演变大体有三个多发期。

每一个多发期都是以列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为起点。

第一个多发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条约》的签订后的10余年内，外国驻京公使可以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使民教冲突的事件也急剧增多，且频繁发生。

第二个多发期集中在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前后，这一时期列强在采用军事、政治手段侵略中国西南边陲、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在这些地区大力扩展传教事业，法国尤其如此。

这一时期的教案大多发生在这些地区也与此密切相关。

第三个多发期集中在甲午战争后几年内，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与此相应，教案亦愈演愈烈。

在这三个时期中，教案发生日益频繁，次数日益集中，表明随着每一次侵华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的进一步扩大，与列强炮舰政策相配合的传教事业，自然也随之拓展其在华的势力和影响，中国民众的反教斗争也以此为起点，一步步走向**。

《北京条约》订立后，以1861年的贵阳教案为起点，进入了教案第一个多发期。

这一多发期的重大教案还有发生在南昌、重庆、酉阳、扬州、台湾等地的教案。

（一）贵阳教案

即1861年发生的青岩教案和1862年发生的开州教案，是《北京条约》订立后，外国教会势力进入中国内地而最早引发的典型教案，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全国教案的多发时期。

1859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出任贵阳教区主教，在六冲关和青岩镇购地建造大修院及印刷厂，遭到民众抵制。

1861年4月胡缚理乘坐紫呢大轿前往贵州巡抚何冠英官府递送“护照”

，声称有条约保护，可在内地任意传教，态度十分傲慢。

何冠英当面给予驳斥。

胡又往见提督田兴恕，被拒之门外。

田、何联名向全省发出秘密公函，暗中鼓励对“传教惑人”

者，“务望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

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

。

是年端午节，青岩镇郊游的民众行至修院时与修士发生争执，团首赵畏三率团兵逮捕修士，焚毁修院，并在田兴恕指令下，将三名修士及一名修院厨工处死。

胡缚理急向法国驻京公使报告，提出赔款、护教、惩凶三项要求。

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双方正在交涉之际，开州又发生教案。

1862年元宵之时，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怂恿教民抗交祭龙捐，开州知州戴鹿芝奉田兴恕指令，将文乃尔及4名抗捐教民处死。

法国公使即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提出处死田兴恕、戴鹿芝等，派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及赔偿损失等三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