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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思想准备与成型（第1页）

第一节　思想准备与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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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等人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间恰是1895年春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不过，如果从思想史的立场去探讨，他们的思想追寻却要早得多。

一　康有为的学术传承

康有为（1858-1927），初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一作更甡。

广东南海人，故学者称他“南海先生”

。

康氏的先人为广东名族，世以理学传家。

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是广东地区有名的儒家学者，因此康有为比较早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影响，当然主要是程朱一系的理学思想影响。

1876年（光绪二年），19岁的康有为拜岭南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从此逐步放弃先前所接受的程朱理学，逐渐厌弃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考据之学，转而对与程朱理学相反对的陆王心学发生浓厚的兴趣。

朱次琦（1807-1881），号稚圭，字子襄。

广东南海九江堡人，故人称“朱九江”

或“九江先生”

。

朱次琦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博览群书，学术造诣精深博大，对岭南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朱次琦为学的基本宗旨是宋明理学，强调以程朱理学为学术的骨干与根基，但同时也不废陆王心学，以为陆王心学所论也有程朱理学家所不及的地方。

于是他主张以程朱理学为主，兼采陆王心学，融合汉宋之长，而探源于孔子，从而形成以“济世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

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

就学术的敏锐度而言，朱次琦较早地看到了当时最为流行的乾嘉汉学的内在不足和问题，故而主张汉宋兼容并重。

康有为追随朱次琦究心于中国传统旧学的第三年，即1878年，他的知识已有很大的长进，儒家典籍、先秦诸子、汉宋以来的重要著作，康有为都曾系统阅读，许多重要的典籍甚至能够出口成诵。

不过随着知识的积累，康有为开始与乃师朱九江的学术见解发生分歧，最突出的分歧发生在对韩愈的看法上。

朱九江素来推崇韩愈的文章，而康有为却觉得韩愈道术浅薄，以致宋明以来的文章大家受其影响，皆徒有虚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

所谓韩愈文章，不过为文工于抑扬顿挫，便于朗读，但能言耳，于道无益，于中国文化的积累，于儒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都没有多少用处。

即便是被称为千古名篇的《原道》，如果仔细分析，也是浪得大名，极为肤浅。

康有为开始怀疑以全副精力埋首于故纸堆“汩其灵明”

的实际意义，开始反省考据学大家，如戴震等人的学术“究复何用”

。

于是他逐渐厌弃故纸堆的生活，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静坐养心。

很显然，康有为的学术变化已经使他无法继续师从朱九江。

1878年冬，康有为辞别师事三年的恩师，来到山水幽胜的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佛、道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布泉水之间，席芳草，临清流，常常整夜无眠，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如亲身尝试一般。

然而，“偶有遁逃聊学佛”

的结果，仍旧“忧患百经未闻道”

。

既而以事出城，遂断此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依然不能满足康有为的精神饥渴和思想需要。

居住在西樵山白云洞静养的时候，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字延秋）与朝士四五人来游西樵山。

张鼎华素以文学盛名于京师，康有为对之亦仰慕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