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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公车上书的发动与影响（第4页）

这实际上也是康有为后来意欲开创孔圣新宗教的思想萌芽形态。

此外，康有为在这份代拟的上书中还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诸如建议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他提出的所谓“议郎”

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举荐体制的官吏选拔优点，而且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国家比较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最终达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

的政治局面，具有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

按照已经得知的清廷方案，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仪式定于5月8日在烟台举行，为了争取更多的各省举人签名，在康有为写作这份上书的同时，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负责誊抄，并在5月1日、2日、3日连续三天在松筠庵由各省举人自由传观，征集签字，定于5月4日（四月初十日）都察院“堂期”

时前往投递，请都察院代转清廷，以便赶在清廷决定换约之前影响清廷的决策。

由于这份上书的签字者均为各省举子，所以史称“公车上书”

。

松筠庵的集会在当时是一种公开的举动，与此次集会相伴而发生的各省举子上书清廷的消息在那几天接连不断。

4月30日，都察院代转了广东举人梁启超等81人，湖南举人文俊铎等57人，湖南举人任锡纯等42人，湖南举人谭绍棠等20人，奉天举人春生等，江苏举人顾敦彝、刘嘉斌等，山东举人夏廷相等人的上书，其中广东、湖南举人的上书均为4月22日递交给都察院的。

5月1日，都察院又代转了广东举人陈景华、徐绍桢、梁启超等279人及贵州葛明远等99人、福建沈清等88人、江西陈维清等120人、广西邹戴尧等115人要求清廷更正和约的上书。

而在松筠庵内外，5月1-3日也是热闹非凡，车水马龙，各省举人来来往往，摩肩接踵，人流不断，群情激昂，纷纷在这份上书上签名。

所有这些，在京师内外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

，这既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当然也使那些主和者甚感恐惧。

公车联章，本为主和者深忌，而上千公车大肆集会、联名上书，更是有清二百余年所未有，自然引起主和者的极端恐惧。

5月1日晚，坚持对日议和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潜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生事，意欲恐吓、阻挠举人们联名上书。

各省举人多有震动者。

第二天，更“阴布私人”

潜往松筠庵以惑众志，又在街上遍贴传单，污蔑、攻击各省举人之所为，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举人开始退缩，甚且有要求撤回签字的事。

孙毓汶等主和者不仅设法破坏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而且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朝中不断渲染中日交涉的困境，力主从快批准《马关条约》，声称中国如果拖延批准此约，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险。

实际上，孙毓汶等人的目的是要赶在公车上书之前批准此约，造成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之势。

光绪帝在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批准，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并期待各省督抚能够重新振作，调整对日交涉。

翁同龢等人本来就对5月8日的换约感到紧张，曾建议清政府致电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请展期5日。

而孙毓汶等人担心夜长梦多，坚持尽快批准。

他不惜与权阉李莲英勾结，由李莲英运动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施加压力。

不得已，光绪帝于5月2日开始改变先前拖延的态度，有尽快批准《马关条约》的意思。

当晚，主和派就将皇帝已经批准盖印的消息广为传播，使不明真相的人普遍感到大局已定、不可挽救的态势，从而瓦解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的举动。

于是各省举人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大局已定，何必再为蛇足者，举人们纷纷散去，取消、撤回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终于曲终人散，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