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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第1页）

第一节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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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

军队是国民党政权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加之经济上因金圆券改革失败而造成的崩溃局面，使得国民党内弥漫着日渐浓重的悲观气氛，即便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无人看好国民党的前途，不少人已经有了江山易手、流亡他乡的心理与实际准备。

尤其是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中失利后，中共大军兵临长江北岸，直接威胁到京沪地区，更使国民党政权人心惶惶。

所谓“徐州若失，南京必丢，南京一丢，政府必垮，政府一垮，一切完结”

。

在南京当局为居民换发身份证时，已有一些文武官员改装易服，在领证时冒充教员及店员，准备随时逃亡。

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

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像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

1948年10月22日，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军事会议，提出政府南迁广州，缩减军政机构，调整部署，以主力守京沪地区，华中守武汉宜（昌）沙（市）地区，西北守陇中陕南地区的方案。

12月11日，国防部向蒋介石提出：“华北国军应适时放弃不必要据点，主力集中适当地区，机动控制……华中国军以战略守势之目的，除以一部兵力守备青岛及其他要点外，主力应确保江南，以巩固政治经济，期能持久，以赢得培养反攻力量所要之时间。

西北国军应依攻势防御要领，确保关中及西兰交通线，驻新国军应迅即撤回，策应中原作战，不可再有一日之延误。”

此后，国民党即着手布置将军事防御重心移至长江以南地区，同时开始实行一系列应变方案，企图凭长江天险，据有中国的半壁江山，赢得喘息之机，继续与中共周旋，以待国内外形势之变化。

12月1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政府非军事机关分迁重庆和广州办公，并着手疏散在京公务员眷属，重要工作人员不许请假，普通工作人员请假即以辞职论。

10日，蒋介石颁布全国戒严令，决定除新疆、西康、青海、台湾及西藏地方外，在全国实行戒严，由县长兼理军法职务，使国民党统治区进入更为严酷的军事管制状态。

尽管如此，国统区社会仍然动**不安，物价飞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大量资金和企业设备南逃香港、台湾。

仅上海荣氏企业集团就在香港设立了有11万纱锭的4家纺织厂，并将15000枚纱锭和400台布机运到台湾。

“公司中人一片离沪声，非香港即台湾，或竟出国，纷纷攘攘，终日惶惶，几若大祸临头”

。

同时，国民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台湾、华南和西南迁移，部分职员被遣散，局势已近于失控。

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反共而建政，视中共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但是面对国民党军事经济全盘崩溃的状况，国民党内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各个派系集团以及个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政治舞台上有不同的表演，是否继续进行战争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之争。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领袖，蒋介石的权威因此而动摇，他对政局的掌控力在下降，他的个人出路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48年11月，因金圆券改革失败，行政院长翁文灏被迫辞职。

26日，蒋介石提名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组阁颇费了一番工夫，不少人都不愿在此时跳“火坑”

，直至12月21日新阁才成立，由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洪兰友任内政部长，徐永昌任国防部长，徐堪任财政部长。

在当时军事、经济诸般事务急如星火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中枢行政居然有一个多月无人负责，于此亦可见蒋介石之无奈。

孙科在新阁首次会议上阐述施政方针时公开表示：“政府用兵的最后目的，在于争取和平”

，“政府亦不能将内部的事倚恃国外的力量来支持”

，提出了所谓争取“光荣的和平”

的主张，与主战的论调有了一些距离。

不过事情至此仍未完，在随后的立法院改选中，蒋介石提名李培基和刘健群为正、副院长，但24日选举的结果，主和派童冠贤当选为院长。

国民党军方系统的报纸《和平日报》认为，此事“证明国民党已经失去掌握控制全体党员的能力”

。

立法院成为主和派的据点，不少立法委员呼吁和平，刘不同撰文主张蒋介石出国，胡秋原等32人提出书面报告，认为：“在目前情势下，政府欲以传统方式戡乱，其无击溃中共武力之充分把握，也是任何人一见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