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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名法之治（第3页）

他们在实际办案的时候，只要曹操的科有规定，一律依科行事，再也没人去翻那些永远都看不完的律令了。

这样一来，曹操的科相当于给他们出了一本最新版的“法律一本通”

，一册在手，办案不愁。

这就是科的作用。

在曹操生前，科就起到这样一个“法律一本通”

的作用，只是权宜之计。

但是在曹操死后，却产生了他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

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

再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的时代，终于有权力做他爷爷当年做不到的事情了：我要名正言顺地推翻汉律，我要制定我自己的曹魏律。

当时的立法专家，就在曹操制定的科的基础上制定了曹魏律十八篇。

曹魏律十八篇，相比起汉律，进步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是否就是《九章律》的一个加强版？非也。

汉律的法典结构，是开放性的，篇章之间没有严密的逻辑性。

汉高祖制定了《九章律》，后面的皇帝要是觉得九章不够用，就可以制定十章律、十一章律、十二章律……一直到汉武帝时代，终于变成了三百五十九章律，而且还可以继续增加。

《魏律》呢？汉朝末年，清谈思想兴起，再加上佛学传入，人们的思维逐渐倾向于简化而有条理，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玄学。

玄学非常看重事物的内在原理。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下，魏明帝时代制定《魏律》，在设计篇章结构的时候，经过了逻辑层面的仔细推敲，将法律管理的内容分为十八个门类。

从逻辑上来讲，不可能再有第十九个门类。

这是立法技术的重大进步。

立法技术进步，带来了篇章结构的简化。

所以《魏律》制定的时候是十八篇，永远都是十八篇，法典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不会再改变。

某条法律条文过时了，可以重新修改，但是整个法典的结构不会改变。

从曹魏律开始，中国终于有了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彻底改变了秦汉以来立法庞杂的弊病。

整个魏晋南北朝，从西晋律、北魏律到北齐律，都继承了曹魏律的优良传统，并不断简化。

到了唐朝，《唐律疏议》一共只有十二篇五百条，更加简明扼要。

想象一下，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仅仅依靠五百条法律，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法律史的一个奇迹。

而这个奇迹的起点，追根溯源，正是曹操制定的科。

曹操通过制定科，对汉朝末年庞杂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和整理，从此司法人员办案更加有法可依。

但是在东汉末年，司法人员办案却十分随意，对案件的审理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曹操明白，虽然法律条文得到了完善，但如果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这些法律条文通通形同虚设。

那么曹操又会怎样重拳出击，整治司法随意的弊端呢？

“割发代首”

背后的秘密

汉朝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随意。

东汉末年，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感非常强烈，这导致人人都只凭借善意良心来做事，而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法治观念淡漠。

举个例子。

汉灵帝时期，有一桩轰动一时的大案，叫“赵娥复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