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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讲王阳明（第1页）

一、为什么要讲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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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十几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中国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我们去实体书店，经常可以在醒目的位置看到各种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王阳明大概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点，甚至在最近十来年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王阳明极受推崇。

近代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人物，跟王阳明或多或少都有关联，陶行知应该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

陶行知并非其原名，他的原名是陶文濬，在读大学期间，因受到王阳明“知行合一”

观念之影响，遂改名陶行知。

他四十三岁时，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并改本名为陶行知。

无论是行知还是知行，这两个名字都有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深刻印记。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为什么会在近代以来备受推崇呢？这跟中国社会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状况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迅速崛起，为当时的中国热血青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早期中国很多有志青年都曾留日学习。

在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王阳明及其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

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概括称：“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

（《中国绝不会沦亡》）这很明显是将阳明学和日本近代的崛起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还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强调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带给日本民族的独立尚武的精神。

所谓独立尚武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这一点给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因此“改造国民性”

成了近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也是基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强调，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要寻找民族的精神脊梁。

1938年11月1日，广西宜山，竺可桢在抗战中西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曾经做过题为《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认为“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前贤志士之嘉言懿行、劳苦功高，以资吾人之矜式。

因地思人，我感到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

。

这里竺可桢强调的“自觉自奋”

无疑也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从上面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地感受到近代以来对王阳明的推崇实际上是出于对精神力量的现实需求，说明王阳明及其哲学在这个层面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这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急需的。

事实上，对于这种精神价值的追求，或者说精神世界的建构，在今天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由此，我们也可以非常直接地感受到，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在近十几年来的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