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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现代世界及其恶魔 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艺术文学与思想1815年至2008年（第1页）

第十二章现代世界及其恶魔：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艺术、文学与思想（1815年至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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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卢卡·贝尔纳迪尼

未来主义（Futurism），20世纪之初法国—意大利文学的先锋派，可能是唯一一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自觉的、雄心勃勃的、完整的、积极的，甚至令人着迷的现代性形象的文艺运动。

飞机、火车和摩天大楼被理想化为速度、加速变化和人类成就的象征与灵魂，超越了自然的局限。

毫不奇怪，意大利法西斯——一个与古罗马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最纯粹的表达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政党和独裁政权——对未来主义有一定的偏好。

至少在最初，一些未来主义者带着盲目的热情支持法西斯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赞成意大利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未来主义将人类的能动性带到舞台中央。

在法国大革命将无神论变成政治风尚的一个多世纪后，艺术界开始庆祝上帝的消失。

在强大的人类形象面前，上帝日益边缘化，机器成为世俗世界的天使。

根据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1808—1896年）的说法，他在19世纪中叶曾帮助建立了姐妹谷（Sisterdale）社区，这是位于得克萨斯州偏远的肯德尔县（Kendallty）的一个乌托邦定居地。

机器、工具和机械设备只是人体的延伸，譬如假肢，它用以增强人类其他受限的能力。

而如今的电脑、iPod、手机等自然也是额外的“人造肢体”

，旨在把人类的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阅读卡普以及查尔斯·达尔文——他创立（或者至少是首先表达）了进化论——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理解现代是如何将被剥夺了神性控制的个体置于宇宙的最中心的——人类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连机器都是“他”

（到目前为止相较于“她”

更广泛）力量的“延伸”

。

在同一时期，思想家们推翻了以前的权力体系，把群众集体置于关键位置。

许多人强调，法国大革命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至少在欧洲，其思想力量的代言人，不得不反思这场字面上的“革命”

：对旧政权的彻底颠覆。

卡尔·马克思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建立在多重“颠覆”

的基础上：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他提出通过将财富（即权力）从资本家转移到商品生产者手中来纠正资本主义；在哲学领域，他试图推翻黑格尔（Hegel）的“精神哲学”

，取而代之的是将“现实”

置于所揭示的任何关于宇宙的推测的中心。

马克思借用了18世纪生物学中的“阶级”

（class）概念。

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反映在群众、工人、军队、国家（以及后来的选民）、党员、妇女和其他个人“阶级”

的对抗性崛起中。

其结果是一次强大的逻辑论证：“一场反对大众的斗争”

（theothemultitude），自1815年以来，这场冲突一直在塑造着世界的精神生活。

从一开始，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个人主义就输掉了这场战斗，但他或她在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幅透视图，来自未来主义建筑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AntonioSant'Elia）于1914年创作的《新城市》（Lauova）。

他构思了一个类似机器的系统化建筑环境。

这就好像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英雄变成了今天同样四面楚歌的好莱坞英雄。

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个人”

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与和解，另一方面是“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