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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那个北京非典一号病人留下的毒根（第7页）

沈壮的心头“咯噔”

一下。

“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

“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

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了解一下当年“非典”

时期的“一号病人”

如何传播到北京的全过程，以及她所携带病毒后的传播与病情结局，对病毒传染规律包括如何防控此次武汉疫情极有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作家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看，看的人也仅仅是图个热闹而已，不会把一些关及我们整个社会和亿万人生命的重要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训和经验放在眼里。

这是中国当代“社会病”

中的一个很可怕的事。

武汉疫情后，多少人哭天喊地，是不是过不了三年大家也就差不多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还要用三年？我看三个月就忘个精光了！”

有朋友这样跟我说。

但无论如何，我们文化人还是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呐喊”

的责任。

当然，现在我只想上海的事，因为武汉疫情的发展势头显然比当年北京“非典”

要猖獗多了。

何况，上海并不像北京城那么“大大方方”

，尽是些旮旮旯旯、小巷弄堂……

然而我还是错看了大上海。

上海对疫情的控制从一开始就远远地走在了全国其他省市区的前面，甚至可以说是“不在一个水准上的防控”

措施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