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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街小巷内的游击队（第2页）

所以你流调人员不能公开身份大张旗鼓进入目的地。

好，就算你找到了流调对象，人家可能不一定让你随随便便进入居住房间内，你可能只能在楼阁的拐角处跟他远距离地“聊”

。

人家说了，谁知道我本来没传染，你们一来如果传染了我们谁负责？说的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你流调人员不把准确的信息调查清楚，一万中只要有“万一”

情况没摸清，可能就阻不住又一个“疫”

战的大漏洞。

东方网记者这回在上海采访流调人员的情况基本呈现了与我们当时差不多的情形——

“你还记得……吗？”

“我真的记不清了。”

……类似这样的对话，周祺已经进行了许多遍。

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患者的行动轨迹摸不清，怎么办？“绝对不能照本宣科，要把病人当朋友，要给他营造就好像平时聊天一样的感觉。”

周祺坦言，面对有些病人的抗拒，他很是理解：“身体上承受着疾病带来的不适，心理上又承受着疾病带来的未知的恐惧，此时此刻，还要让他去回忆14天甚至更久以前的行动轨迹，抗拒是在所难免的。

即使不那么抗拒，大脑也可能一片混沌。”

为了尽快得到准确信息，周祺想尽办法营造放松的聊天气氛，引导患者像拉家常一样说出自己的经历。

“可以先从比较明确的时间节点开始，比如年夜饭在哪里吃的？和谁一起吃的？过年有没有走亲访友？诸如此类的问题，尽可能好答一些，好让患者尽快开口。

虽然在隔离病房里每多待一分钟，就多增加一分风险，但“流调”

小组却必须找到精准的活动轨迹信息。

“面对危重病人，他的精神状况、反应较差，沟通进展肯定会比较慢一些，这时候就要想办法找到一些客观证据，比如他记不清具体哪天看病，那就从他的病历本入手，找到他的就诊单号；又比如，他说前两天坐高铁，那就可以问问是否留下火车票，或者问清楚上下车时间和站点，我们再去找相关的列车车次。

虽然效率低一些，但必须确保信息的准确。”

在疫情期间，上海每天都要通过官方微信发布当日上海新冠病毒肺炎情况，有一天提及“确诊病例中有2例无湖北接触史”

，之后有关通报中这一信息却没有了。

市民就非常关注，急切希望了解“真相”

。

“当时，市民对这个信息关注度非常高，其中一例就在徐汇。

我们也为此展开了大量的复查工作。”

周祺回忆称，经过反复排查轨迹，最终“流调”

小组将目光聚焦在了上海南站。

“该名患者在上海南站转车时，同时有湖北抵沪的列车到达南站，站台相距非常近，而当时那辆列车上有确诊病例。

因此，不能称其没有湖北接触史。”

简单几个字的删减，背后却凝聚了“流调”

小组的坚守与付出。

周祺的一句话也许道出了所有“流调”

人的心声：“希望每一个信息都精准无误，这是我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唯一的坚持，也是我们能够给予市民最大的帮助！”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流调战线的“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