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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民族主义（第5页）

、“公民”

一类身份，只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新鲜事。

但这种强化需不需要一个界限？越过界限会不会走火入魔？民族主义理论从西方传到中国，其实从来都是马马虎虎的，只是一种临时的政治识别标尺。

尤其在当今，“民族”

概念更是歧义迭出，五花八门，甚至解释混乱，暗藏祸端。

有时候，部族也被视同为“民族”

，如卢旺达的胡图族；教族也被视同“民族”

，如波黑的穆斯林族；国族同样被视同“民族”

，如多民族混成的所谓“美国人”

、“新加坡人”

、“阿尔及利亚人”

等等。

某些特殊的地缘群体，如中国台湾某些居民，也可能披上“民族”

的外衣，上演一场分离主义的运动。

这就使民族问题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和敏感棘手。

从社会与政治功能来说，一方面，民族意只可以“载舟”

，即可以支撑和掩护某些弱势群体的合理反抗；另一方面，民族意识也可以“覆舟”

，即常常把内部的政治怨恨和经济危机转嫁外移，把社会问题一律改装成族际问题，成为某些政客的障眼法——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三党的白人种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恶质化的民族主义，给人类造成过重大伤害，实在是血迹斑斑。

正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的理论和威尔逊的原则一直在获得新的调整。

“民族”

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合理概念。

“民族自决”

权利在国际社会也不再无条件地自动生效。

北爱尔兰想“自决”

，英国不答应。

魁北克想“自决”

，加拿大不答应。

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想“自决”

，美国也不答应。

如果不说大部分地方，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

成了一个易燃易爆品，必须审慎以待。

当前的“民族主义”

，很大一部分不再寻求群体的聚合，而是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几乎只有单一的分离主义色彩；不再注重对内关切，而是更倾心于对外争夺，无不充斥着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