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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梦游与苏醒（第9页）

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的还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

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

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

，还有中东的战乱，美国的九一一，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

如果信奉利己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

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

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

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

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

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

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

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

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

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

、“养门客”

；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

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

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

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

前不久有一个“超女”

事件。

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

，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

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与“超女”

毫无关系。

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

这样，“超女”

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

的名义。

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

、“收视率”

、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人，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

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

《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