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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信心（第3页）

又常常是“左”

助产的，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比方说，“文革”

的前夕，一九六五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右派发动政变，据后来一些西方调查机构的统计，大概屠杀了两百万左翼人士。

这种恐怖，从某种意义上催产了中国的“文革”

恐怖，使中国“阶级斗争”

、“反帝反修”

的神经高度绷紧。

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革”

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对红色时代的满肚子苦水，以及出于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神话是否会少一点狂热和偏执？中国知识群体主流对西方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印度、俄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同行，但这种国情是怎么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

的自然反弹？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

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

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

正是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我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应战，批判指向不再简明和单一，让很多朋友不大满意了。

我对此表示歉意。

在办《天涯》的时候，我们尽量发出多种声音，包括自由主义大牌人物也来发表过不少文章。

但《天涯》并不是无立场，不是左右逢源和到处讨好。

韩毓海说《天涯》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观”

，是过誉了，但讨论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等等，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等等，《天涯》从来没有犹豫过和模糊过。

如果说这就是“新左”

，《天涯》也只能坦然接受。

这样做其实并不讨好，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点名批评我们，其罪名就是我们杂志使用了“弱势群体”

这个词，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违反了宣传纪律。

当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敏感了，但当时几篇文章就差一点演化成为主编去职的严重事件，却是事实。

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太多兴趣读理论，不过是喜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做一点思考和表达。

在一些人认为利益至上的时代，认真的思考似乎有点傻，有点。

《天涯》没法实现畅销，甚至读者还在一点点减少。

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

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美好的社会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会，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时候，思想似乎就只能退场了，甚至必须滚蛋了。

在危机与灾难到来之前，社会需要一种幸福的沉睡，一种安乐的梦乡，需要娱乐，需要开心，不需要刺耳的声音。

想一想，那些把读书当作吃药的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们逼着他读鲁迅，逼着他读托尔斯泰，但他为什么要读？他不愁吃饭，不愁穿衣，家里有父母可啃，凭什么要折腾那些艰深和沉重的话题？凭什么不能去热爱更爽的电子游戏？当然，事情会继续发展，危机和灾难会使社会产生对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会重新呼唤真理，重新呼唤英雄，重新呼唤坚定的行动，但我们不能站在职业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为了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希望社会多一点灾难，早一点陷入危机——那样做当然也很不道德。

这里，也许有一个我更大的困惑。

我会心情非常复杂地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幸福，但我知道这种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个少见疾病的时代，必定是良医迅速减少的时代。

眼下，在中东，在非洲，在南亚和中亚，几乎天天出现人肉炸弹，很多地方都在流血。

我相信那里的人民对真理特别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论和文学，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行动。

至于中国，说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如果现代化建设大体顺利，如果中国人都成功地富裕起来，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