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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革命追问（第15页）

王尧：红卫兵在运动中的角色在整体上是由“革命先锋”

变为“再教育”

的对象。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领袖以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转化，红卫兵运动变成一个知青运动。

其实当时知青运动中的知识青年，是一个政治身份，其中的一些人因为开始思考，开始思想，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身份，而不是因为他后来读了大学，学了文化知识。

能够思考，能够阅读，能够从主流话语中摆脱出来，我觉得他就具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我们未必就称他为知识分子。

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发现一些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样说不是歧视一代人，我越来越感受到教育背景的重要。

韩少功：在我的感觉中，林彪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因为巨大的思想震动，一次非常隐秘的思想启蒙从那时候开始。

韩少功：我喜欢朱学勤那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不知道这个命名是否合适，因为欧美“六八年人”

与中国知青一代的情况有很多差异。

知青下放农村那一段，因为社会阅历的增加，因为农村里的政治控制较松，思想是比较活跃的。

那时候读“禁书”

是普遍现象。

漫长的夜晚，没有什么事做，读书就成了最大享乐。

你刚才提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虽然名义上是“反面材料”

，但在一些知青圈子里广为流传。

有时为了借一本书可以一个晚上走几十里路。

那是一个知识清理和重建的过程，完全没有得到社会的什么帮助和扶持。

那个过程中出现了后来的一批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与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从来不觉得知识分子与学历有什么直接的相关。

几年前，我与几个朋友在海南办《天涯》杂志，很多人都说它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其实从读者来信的情况看，很多优秀的读者处于社会底层，比如说是浙江某个县毛纺厂的工人，或者是某个粮库的管理员。

倒是有很多博士或教授读这种杂志有许多障碍，对文化与社会问题根本没有兴奋点。

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活跃的知青作家，有几个是读了大学的？他们都是在乡下读“禁书”

成长起来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功不可没，所以后来出现了史铁生、张承志、多多、李锐、张炜、王安忆、北岛、贾平凹、阿城、梁晓生、张抗抗、郑万隆等等。

还有一些人进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温铁军、刘禾、陈嘉映、朱学勤、黄子平等等，也是一个可以开列得很长的名单。

我不大注意人们的履历，所以刚才肯定漏掉了很多人。

王尧：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代人，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已经和正在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

韩少功：这一代人有他们的弱点，比方说大多缺乏“童子功”

，学养基础不是太扎实，一般也没有多少家学渊源。

但他们也有长处，那就是曾经在艰苦生活中摸爬滚打，都有一段生活实践的履历，与由校门直接走向校门的人不大一样。

文章憎命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艰苦锻炼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可能非常必要。

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全盘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这种强制性的运动在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也不应该出现了，但这并不妨碍今后还会有些人自愿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自己和接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