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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建（第1页）

社会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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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可以“同名不同姓”

王尧：现在回头看，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步伐是仓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转换方面。

九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回应不像现在这么从容，有些忙乱。

韩少功：当时国内有“六四风波”

，国外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很多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王尧：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但也树大招风，在“六四风波”

以后被责令停办，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韩少功：整肃十分严厉，有的文章甚至把这个杂志与《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列为齐名的“反动”

媒体，政治“待遇”

给得相当高。

我以为又会回到“文革”

，但压力没有我预计的大。

杂志停刊以后，我饭照吃，工资照拿，不久还能单独出国访问，在法国待了几个月。

国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为我已经“进去了”

。

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中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如履平地一路推进。

一九八九年前的“价格闯关”

，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

到九十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小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已经放开物价，但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

王尧：进人九十年代以后，与国内外很多人的预测相反，中国改革没有停止，而且有一个不断加快的世俗化和场化进程，九年代有许多论战实际上与此相关。

我很想了解你在这方面的思想经历，也许还有相关的生活经历。

韩少功：我一九八八年到了海南，想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当时觉得内地的僵化体制令人窒息，未来的生活已经划定了轨道，而海南这本新书有很多未知数，有很多情节悬念，让人有兴奋感。

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

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

我对金钱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具体和直接。

没有钱的时候，队伍不容易稳住；有了钱的时候，吃喝玩乐之风大盛，队伍眼看着就要瘫痪和瓦解。

有钱比没钱的问题更严重。

王尧：穷不得也富不得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还存在，所谓守不住穷，耐不得富。

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的台词很流行：有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记得你在九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说幸福的硬件不断升级，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大概就是有感而发。

韩少功：公有制约束的欲望突然释放，人性在生存压力的底片上曝光。

内地沙龙里、笔会上、主席台上的人格面貌原来大不怎么可靠。

我们的团队本来是个同人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平等，很随意，但有了钱以后马上发生微妙变化，权力与利益成了有些朋友不择手段争夺的东西。

我当时说过：自命为知识精英的人怎么几个月就腐败了呢？比很多执政党的腐败都快得多，速度也太快了吧？一百本哲学和一百本文学，看来也顶不住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