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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鸟的传人（第2页）

施叔青：你当了六年知青，接触到很多农民，使你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是怎样的与农民有缘”

。

可否谈谈对农民的看法？

韩少功：农民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朴质而善良，有很可怜的一面。

但他们也不是没有缺点。

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支持他们反对腐败官僚，与他们联名贴出大字报。

没想到他们太不经事，受到一点压力，马上向干部揭发我，说我是后台和主谋。

我当时家庭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这不害惨了我？干部把我抓到台上大会批斗，就是这种出卖的结果。

但细想一下，苛求农民也不应该。

你可以跑，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儿，跑不了。

你来去一个人，他们有一家老小在那里。

所以他们胆小自有胆小的理由。

我并不恨他们。

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我还办过农民夜校，自己掏钱编印教材，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让他们知道巴黎公社是怎么回事，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救世主”

，希望他们有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我后来发现，这种启蒙的成效很小。

施叔青：《回声》里的知青路大为就是你自己吧？

韩少功：有一点影子。

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农村生活的一些感受，对“文革”

做了一些剖析。

“文革”

的特点，一方面是最专制的，一方面又是最无政府的。

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那一段，很乱，谁都可以立山头，谁都可以有枪。

我的政治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马列呵，读托洛次基和布哈林呵。

下乡前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找母亲要钱，只买了一套《列宁选集》，四大本，十二块钱。

这在当时是很贵的。

这种政治狂热直到后来才有了变化，起因是一九八一年的大学学潮。

那一次学潮太让我失望了。

年轻人在学潮中争权夺利，民主队伍内部迅速产生专制，使我对自己的政治产生新的反省。

我觉得自己的红卫兵梦还没做完，还以为革命可解决一切问题。

这实在太天真了，太可笑了。

施叔青：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你早期的精彩之作《月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不少人说这篇小说很“反动”

。

台湾电台广播了，你还接到几百封农民来信，那些信都支持你仗义执言农村的贫困。

月兰这位农村妇女难为无米之炊的惨状，你写来凄婉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