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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鸟的传人（第9页）

韩少功：理性本位这顶帽子，充其量只适合儒家这个脑袋。

刘晓波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老庄和禅宗怎么说？也是理性本位？那些“因是因非”

的多元论，与孔孟还是大有区別吧？再说，欧洲文化什么时候就不“理性本位”

呢？几个现代派作家，加一个尼采，加一个弗洛伊德，就可以代表整个欧洲文化？说西方文明的主流是非理性主义，这个结论不知有什么依据。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庄禅哲学中的相对观、直觉观、整体观至今是人类思想的财富，可惜所知者不多。

我们要做的，是研究这种智慧何以在近代中国变成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庄子如何变成鲁迅笔下的阿Q。

但你不能因为中国有了个阿Q，就连坐庄禅，对中国的一切都自惭形秽。

施叔青：比较起来，中国作家似乎没写出重要的大作品，像“文革”

那么大的劫难，反映这人类悲剧的作品，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韩少功：中国作家写不出大作品，主要还不是政治环境的束缚。

以前这种束缚确实很厉害，但现在应该说还是比较宽松了。

我常对一些人说，你要是写出一部今天的《红楼梦》，谁压得住你？就算在中国内地出版不了，你可以拿到香港、台湾去吧？可以拿到日本、美国去出版吧？问题是你拿不出，写不出。

所以，没出大作品，主要是作家素质还存在很多问题。

这是我们必须有自知之明的，不能怨天尤人。

“文革”

时右派作家受了苦，其中一部分至今停留在表面的控诉批判，超越不了伤痕，如张承志所说的，一动笔就“抹鼻涕”

，没多大意思。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在“文革”

时相互揭发，互相整人，比工农兵还厉害。

如果他们真像某些作家塑造的那么先知先觉的话，就不会有“文革”

了。

我们这一代知青作家也有缺陷和危机，主要是学养不够，心灵也受到扭曲，很多毛病与上一代、上两代作家是一样的。

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大体上来说是两部分：一是苏俄文学，二是中国的戏剧与通俗文学。

我们的思维视野和文学创造力因此都受到极大限制。

仅仅带着这点学养来投入写作，实在有点仓促上阵的味道。

当然，我相信中国的当代文学能长出大树，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

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几代作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