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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孤独者（第1页）

光荣的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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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从菜园里荷锄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得知严文井先生病逝，不觉心里一沉，望着窗外的青山，好久没缓过神来。

我远在南方，来不及给先生送行了，只能在电话里嘱朋友代送花圈。

我知道，我的那只花圈将淹没在花圈海洋里，先生不一定能够看见。

我还知道，我在满窗雨雾之前的一声叹息，隔着千山万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够听到。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共事务。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已经解冻，但旧的文学模式仍在惯性滑行。

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图解只要换上一个批判“四人帮”

的政治标签，就成了热门的旧货新款，得到各种追捧和尊宠。

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创，因涉嫌离经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锋”

，还是接通传统文化的“寻根”

，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轻则被责之以“恨铁+成钢”

，重则被斥之为“自由化”

或“精神污染”

。

总之，转暧的文坛仍充满着肃杀气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这样，我在一些会议上基本不说话，以免惹主流权威们不快。

那一天，我出席一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出辩护，称现实主义不应成为封闭和刻板的教条，而现代主义一类文学多样化的尝试不应遭到封杀。

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一位来自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界资深领导之一。

我虽不写诗，却一直是诗体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参加过北京一些诗歌沙龙活动，还曾掏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买下北岛他们的油印诗刊创刊号到处分寄朋友——当时的朦胧诗仍处于“地下”

状态。

我没料到文井先生也读到了这些油印作品，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

这在老一辈中实为异数。

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我坐得离他较远，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但暗暗记下了他的名字，记住了他那宽厚和闪亮的额头，还有开朗而坚毅的面容。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

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位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议论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

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

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

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戴着大红帽的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