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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4页）

所以退而求其次，文化原则要求中国人在**时至少不要显得太张狂、太“痞”

，要有节制和克制，要有文化和想到文化（如传宗接代、弘扬和光大祖宗基业等）。

这使得中国人的**索然无味。

幸好中国历来文化人不多，群众“文化素质”

不高，否则很难想象今天能发展成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章永璘当然是文化人并且一心想继续做一个文化人，虽然他对这个文化的仇恨和诅咒胀满了心胸，但他仍然死抱着这个文化原则不放，问题似乎只在于如何使这个原则与他的原始本能相调和，否则他就会“始终对爱心有余悸，就和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一样”

。

现在，一个代表西方文化的可人儿来到了他面前，这可人儿以一种“太文明化了”

的语言告诉他，他不必为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也用不着苦苦追求那超出性欲之上的特别意义。

“是你，指导我落在性欲的满足上，原来这就是爱。”

（第145页）“是你教我知道了**就等于爱，这样我便安心了，我用不着再去寻找什么爱的‘意义’。”

（第153页）现代解释学认为人只看见他想要看见的东西。

章永璘从西方文明中看出的正是他长期以来所想望而又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的东西。

他从另一种文化中获得了表达这种东西的文化语言。

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堕落，他感到这种堕落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文明，是西方人想望都想望不到的。

他今天是以一种赐予者的姿态把中国文化最不可言传的奥秘“弘扬”

到了西方女人的**。

但另一方面，台湾女导游在他身上追求的却是**的“意义”

，野蛮和痞在西方文化中都有了意义，都被“意义化”

了。

在她看来，语言本身不是空壳，也不是挡箭牌，而正是这种意义的“文化”

（文明化）的表达，因而是美丽的（“一只狼”

是美丽的）。

当章永璘滔滔不绝地向她说着大话、空话和谎话时她却在如醉如痴地欣赏着这些话的“意义”

。

她并不注重这些话的真假，她看重的是形式。

只有章永璘（和一般中国人）才一心只想到形式底下的实质性的内容（如是否能占到便宜）。

这就是两种文化在他们两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既相交叉又相错过的奇怪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