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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4页）

，而在于这“痞”

恰好被看作是人的真情、真心、本性或赤子之心，即“自然”

的“纯情”

，也就是一切文雅、高尚、文明的事物的根。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文明发展到过熟而变得虚伪的时代，就会发生一场“返璞归真”

、即返回到痞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力图从痞的原始基础上重建文明，甚至历次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也是如此。

然而不幸的是，每次重建的文明又只不过是以前文明的恢复，而没有本质上新的、有生命力的内容。

西方也有“痞子文学”

，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到处充斥着人的本能的发泄；但其结果是导向个人的独立自主和对自己生存的自由掌握的，痞在此是独立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文明的新型文明的萌芽；王朔的痞则毫无新的希望，只能导致个人人格的消融和混世的麻木，导致在群体的互相虐待、讨好、献媚、出丑和自残中讨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可用一个中国字来概括：“顽”

。

这个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愚顽不化，不开窍，不思进取，固执于顽劣本性；二是游戏，通“玩”

，特别指玩世不恭的恶作剧（顽皮）。

这两重含义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从冥顽不化的动物变来的，在“人之初”

即孩提时代，人最愚昧、也最好玩。

这正是道家所崇尚和欣赏的生存状态，如老子说的“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

这样，尽管王朔把中国文化嬉笑怒骂、畅快淋漓地揭了个底朝天，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王朔本人和读者（不管捧他的还是骂他的）都仍然陷在这个中国文化中无法自拔，也无法作进一步的反省。

王朔所推出的一系列顽主绝不是什么新时代的新人，甚至也不是“多余的人”

，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传统惰性的大众，是这个大众自身的内心形象（当然不见得人人都承认并认识到这一点），至少是他们内心隐藏的一面。

这就可以说明王朔的读者面为什么如此之广了，他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

，同时又使大众感到痛快和舒坦，觉得过动物式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理想岂不更轻松，觉得这种生活态度自有一种超脱放达的魅力，有如老庄和禅的高超洒脱。

这是一种巨大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它使最聪明、最深刻、最有个性的中国人都面临一种“看穿了却无路可走”

的绝境，而且只要稍微松懈一下自己独立个性的执着，一个人就会不由自主甚至高高兴兴地加入这种群体的堕落中去。

王朔表面上与这种堕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好像他是中性地、客观地、不动声色地在描述，好像他站在自己所设的圈套之外看别人钻来钻去，由此显出他独有的个性和创造力，但其实他是投入的、津津乐道的。

他笔下的人物就是他自己。

他不能把别人带出绝境正因为他自己陷在绝境之中。

他最得意的正是他最虚弱的，他的调侃和玩世正说明他无法承担灵魂撕裂的痛苦。

他刚刚触及本质便马上怕烫似的缩回到了温暖狭小的蜗壳之中。

他正要表现出和鼓吹一下子人的原始生命力却又向古老的群体惰性投降，因为这种惰性既是他批判的又是他须臾离不了的。

但毕竟，王朔把世纪末中国人的灵魂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他向我们提出质问：“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都来自肉体！”

我们无言以对。

我们宁可把这当作一句愤激之辞，而不惜走遍中国大地，去寻找中国人或许还在某个角落里隐藏着的灵魂。

于是就出现了张承志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