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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相反，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则由于有“几十万人的集体”

就感到了自己的强大，就**着张承志把它看作一个“辽阔的世界”

而渴望投身于它。

对一种宗教精神的这种非宗教化的解释（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对错）不是来自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群体意识和世俗关怀，又是来自什么呢？当张承志赞扬哲合忍耶的一种“新鲜的地理学”

，一种“非常形象的、中国底层人民的地理学”

（即只知道和关注与哲合忍耶直接有联系的那些地名）时，他以为这表明它虽然文化水平极低，但“又是一个在中国罕见的、视野开阔的农民集团”

（第154页）。

他似乎忘了，这种“新鲜的地理学”

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汉族人传统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今天国外的“唐人街”

所熟悉的方式，其实是农业定居民族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地域主义变形，它与以经商为业的犹太人的“世界主义”

是截然不同的。

与犹太教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犹太人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富商”

、“资本家”

、“吝啬鬼”

的代名词，他们获得自己的财富靠的是他们较高的文化教养和对知识的尊重，当然还有其他外部环境的原因。

相反，张承志特别强调的哲合忍耶一个本质特点就是：这是一个“穷人的宗教”

（第23页、第305页），这些人之所以信教就是因为他们穷。

他反复地渲染大西北的干旱、荒凉和贫瘠，以及当地居民基本生存资料特别是饮水的极端缺乏。

“哲合忍耶更鲜明地把圣徒和中国贫瘠边地的苦难底层民众彻底结合”

，这是理解哲合忍耶的“入口”

（第14页）。

“穷人，这是个在中国永不绝灭的词。”

（第22页）宗教使这些穷人“脸上泛着满是喜悦的红润，上山受苦时精神十足”

。

宗教给他们带来了“一片欢笑”

（第23页），使“穷人的心，变得尊严了”

（第28页）。

与此相应，穷人也不读书，不学文化，“甚至反对学习文化反对认字读书”

（序言，第3页），他们需要的不是文化知识，而是信仰，因为“在这样的天地里，信仰是唯一的出路”

（第4页），“在中国，只有在现世里绝望的人，只有饥寒交迫的人，才能追求和信仰。”

（第154页）

张承志基本上不是从全面的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考察对象的，除了个别地方偶尔涉及与西方宗教的比较外，他通常只是从自己出身于“穷孩子”

的阶级立场和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评价哲合忍耶宗教的精神。

他“永远无法失去一个穷人儿子的自识”

，并自觉地坚定地站在知识分子（据说大多是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的对立面：“让学问、知识和艺术站在泥泞的黄土高原蔑视脱离民众的智识阶级；把高贵和尊严还给被歧视被侮辱的民众。”

（第330页）对贫穷的赞美并不是文化革命才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正是关注现实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标举的传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